“能借的亲戚都走遍了，钱还是凑不齐。要不，再找找四表姑家？”离大学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盘算着学费的事李智渊心情越发沉重。为这他和年逾花甲的父母已好多天没睡好觉了。

　　父亲说实在不行就把家里的驴卖了，李智渊坚决不同意。“把驴卖了，你们老两口靠什么种地，打不了粮食吃饭咋办？我上学一走心里不踏实。”

　　20岁的李智渊是今年大名县的“文科状元”，以609的高分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系，可家境的贫寒让这个“金榜题名”的贫困生不得不徘徊在大学门外。

　　正当李智渊一家人愁眉不展的时候，大名县教育救助基金会向全县的贫困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有40名像李智渊这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特困生，每人得到2000元的救助金。

　　2004年8月12日，带着家乡的温暖，李智渊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心酸的家访摸底

　　大名是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一度是制约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一个“穷”字，曾使一个又一个对未来满怀希望的寒门学子含泪离开校园。“穷则思变”，要想富关键是得抓教育。于是，2002年9月，大名县着手成立了专门救助贫困学生的办公机构———教育救助基金会。

　　“救助贫困生，我们首先进行的是贫困生摸底，每一次家访都使我们受到深深的触动和震撼。贫困就在我们身边，那么严重地存在着。想办法为这些贫困的孩子提供上学的保障，已是迫在眉睫。每次家访回来这种感觉都特别强烈。”大名县文化教育体育局工会主席李淑莲作为教育救助基金会的家访人员之一，谈到贫困生的家境，眼圈湿了。

　　对李淑莲触动最大的是马亚楠兄弟，父母因病去世，兄弟二人和8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两间破旧的土房和两条棉被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冬日里两条破棉被，兄弟俩一条，爷爷奶奶一条。哥哥升入初中要住校，如果把被子带走弟弟就没被子盖，爷爷愁得老泪纵横。“看到他们的贫困处境和生活的艰难，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全县到底有多少贫困的家庭？有多少贫困学生？统计出来的数字让人心酸。”

　　据大名县教育救助基金会2003年9月统计的数字，全县贫困学生达一万余人，其中特困学生1865人。特困生中父母双亡的149人、父母一方死亡的823人、父母离异的141人、父母患重大疾病或因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739人、父母双方下岗的13人。面对这组和贫困有关的数字，人们开始思索：我们该做些什么？

　　“大手拉小手”

　　“大名县为啥穷？穷就穷在教育落后上。”

　　“要想振兴明天的经济，就得抓好今天的教育。”

　　“当务之急就是要保证每个孩子都能上学。”

　　把贫困生的上学问题拿到县委常委会、党政联席会上“单独研究”，这在大名县还是首次。这次会议把教育救助定为大名县的“民心工程”，并确定了“以德治教”的方针，在全县开展“控辍保学”活动。2003年10月10日，大名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关于在全县副乡局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结对救助贫困生活动的通知》，要求每个副乡局级以上干部至少结对救助一个贫困生，保证救助款项数额最低每年160元，并确保不辍学。很快，全县860名副乡局级以上干部与860名贫困生结成了救助“对子”。

　　“我们好多干部只要平时少吸一包烟、少喝一瓶酒，挤出点钱就可以救助一个即将辍学的孩子。”大名县委组织部一位干部在看到自己结对的学生家庭状况后，一次就给这家送去500元。从县教育救助基金会掌握的数据看，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县就募集救助资金13万多元。

　　接踵而至的新问题是，这860个孩子不会失学了，其他的贫困生怎么办？11月15日，大名县又发出《关于开展万名干部职工结对救助贫困生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县广大干部职工人人伸出援助之手，每年提供助学款不得少于30元，确保贫困学生不失学。大名县贫困生的救助范围一下子扩大了很多。

　　“这样算下来全县近万名吃财政饭的干部，至少可以解决全县十分之一的学生不会因贫失学。”大名县教育救助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黄国芳，把大名这种硬性结对制度形象地称为“大手拉小手”工程。

　　除了对贫困生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大名县还要求广大干部与自己所救助的学生保持经常联络，从精神上给他们以鼓励。2004年春节前，大名县又开展了“万名干部职工慰问贫困生的活动”，好多干部带着大米、白面和书、本，纷纷送到了贫困生家中。

　　“大手拉小手”在大名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编织在每个贫穷的角落。

　　为贫困生“化缘”

　　大名县铺上乡后兆固小学学生尤晓慧，是县委副书记刘江峰的救助对象。在几次资助慰问中，刘江峰发现导致尤家贫困的根源在于尤晓慧父亲的腿伤(车祸所致)，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治病，只有让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能劳动了才能脱贫致富。

　　“输血不如造血”，于是刘江峰通过四处“化缘”筹措到1.4万元，把卧床一年多的尤晓慧父亲送到了邯郸市中心医院，并通过朋友减免了大量手术治疗费用。在尤家，记者看到如今尤晓慧的父亲已经能够下地练习走路了。激动的他从衣柜里找出一个已写好的要送给刘江峰的锦旗，并一再叮嘱记者要把他家的恩人(刘江峰)好好在报纸上“曝曝光”。

　　2004年，大名县高考成绩喜人，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已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的特困生在为学费发愁。为了再扩大救助面，大名县救助基金会向大名籍在外工作的知名人士发出了求助函。“教育是百年大计，人才是无价之宝，兴学助教，功德无量，家乡的父老期待您及您的单位献出一份爱心，救助一名学生，好让大名的阳光更灿烂。”

　　“往外发‘化缘’信，是一个贫困县的无奈之举，毕竟杯水难救车薪，相信各地大名人士能够理解，让家乡强大起来，只有靠‘众人拾柴火焰高’啦。”大名县教育救助基金会办公室的老韩如是说。

　　求助倡议很快得到响应。现任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武四海，是大名县南关人，他出资4万资助5名大名籍大学生直到大学毕业；鹿泉市政府一副市长携妻专程来到大名商谈资助事宜。

　　“扶志班”和母亲节

　　在大名县一中有两个特殊的班级，这里的孩子不用交任何学杂费，而且吃的和穿的都不用家里为他们操心发愁(费用由县教育救助基金会提供)，他们就是“扶志班”的学生。其名字的取意来源于“欲扶贫先扶志”这句话。

　　“扶志班的学生们在全校的排名总是最好的，这些学生来自全县各个乡的升学考试中前20名里的贫困生。这些学生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个个都很勤奋。

　　他们知道，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县教育救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扶志班将由原来的两个扩大到四个。

　　救助行动从学习延伸到生活，从家庭扩展到学校……贫困生就学的希望链条在一环套着一环。

　　为使教育救助工作更加经常化，2004年4月20日，大名县发出了《把“母亲节”确定为“教育救助扶贫日”的通知》，由县委、县政府将“母亲节”(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全县的教育救助扶贫日。以节日的形式将教育救助活动固定下来，这在我省的教育史上是无先例的，甚至在全国都是首创。它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救助的连续性和持久性。今年5月9日是全世界的“母亲节”，也是大名县的第一个教育救助扶贫日。全县又一次掀起救助贫困生高潮。

　　爱心是可以传递的。肥乡县一位检察官在电视上看到了大名县救助贫困生的活动后，专程到大名要求救助一名贫困生；曲周县教育局专门派人来“取经”……

　　爱心化作常青树

　　教育救助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是搞一两次活动或发一两个通知就能一蹴而就的，为此大名县制定了《大名县特困生救助基金会章程》。

　　“在大名县各级各类学校就读的中小学生，家庭特困的，可享受助学救济；当年参加高考被二类以上本科院校录取，且家庭特困的，可享受助学救济；在“扶志班”就读的学生，可享受助学救济。”章程除规定了救助范围，还明确规定了基金会的宗旨、资金来源和管理、救助金的发放程序等条款。

　　“这个章程使救助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不会使这项民心工程流于形式，并且确保真正做到专款专用，为保障贫困生学习深造当好坚强后盾。”基金会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基金会已成功地救助大学生133人、高中生249人、中小学生10569人，共收到救助金105.47万元。

　　回顾基金会成立这两年，有工作人员不无遗憾地说，在社会捐助中，他们发现伸出援助之手的不乏富裕人士，而收入一般、生活并不富裕的普通干部和职工却成了救助主力，这使救助工作很大程度上成了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无奈的工作。

　　“如果有更多的富裕的成功人士和更多的大企业家拿出更多的同情心，贫困的孩子不就会有更多的机遇和更广阔的平台了吗？”采访中一位基金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出了心里的期望，但他又补充说，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还得要从素质的提高上着眼，要有一个感染的过程。

　　爱心在大名正在化成常青树，而且在一天天地从细变粗。

　　“雷打不动”的机制

　　程学勇是第一批接受大名县救助基金会救助的学生之一，现在他已经在石家庄念大二了。程学勇在给基金会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是你们，用温暖的大手让我重新扬起了理想的风帆；是你们，让我知道了如何关爱他人，回报社会……”

　　“贫困在大名县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过程，除了需要经济的支撑、政策的扶持，想彻底摆脱贫困必须要形成制度和机制，而救助孩子的上学问题等于为大名县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大名县委书记贾红军在好多场合从不避讳大名的“穷”，但他提的更多的是“制度和机制”。

　　“成立‘扶志班’、万名干部结‘对子’、‘母亲节’定为‘教育救助扶贫日’……这些都是雷打不动的，除非哪天大名不再有贫困生了。”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救助机制，让大名县所有的贫困生都能扬起理想的风帆———这是贾红军最大的心愿，他说只有制度和机制形成了，救助行动才不会流于形式。“等我哪天调走了，这种救助还依然会延续向前。”

　　按照规定，每学期干部结对贫困生的救助情况，在大名县教育救助基金会都有档案记录。其间由基金会办公室和县两办督察室进行不定期抽查。通过与贫困生结对子，好多干部感触颇深。当地一位干部说：“每次到贫困生家走访，都是接受一次再教育，好像灵魂都受到了洗礼。生活工作中再有一点大手大脚，都会感到脸红。”

　　这种现象被贾红军概括为“以德改人”，他说不仅如此，还利于树立党和政府的形象。“如果抽查中发现有敷衍的干部，要给予‘通报批评’，这有明文规定”，贾红军说。

　　本报记者：静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