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热爱着事业，也倚重家庭，在家里，他是妻子永远的爱人同志，妻子是他至诚的随行者。他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却始终做他们的倾听者。在孩子们眼中，小平是一位随和亲切而又威严的父亲。
他最终的愿望实现了，过上一个真正的平民的生活。
延安婚礼
邓小平比卓琳大12岁，他们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女大学生。
卓琳：我那时在公安部工作，他常到公安部来，他大概在那时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来跟我谈……当时我不愿意。
邓小平并不灰心。
卓琳：后来他就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随丈夫奔赴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
卓琳：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我就说，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妻子渐渐理解了丈夫，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相濡以沫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北京。
邓楠：60年代的困难时期，对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不够。所以，我妈妈就让他单独吃，他不干……后来，我妈妈就给他单独炒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结果最后，实际上他一口都没吃，全分给别人了。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夫妻情深。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继母和卓琳都随他而去。
邓楠：那时候，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砸煤……劈柴，都是体力活啊！当时都是老爷子干的……他们洗衣服，冬天多冷啊，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
卓琳：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楼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
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邓林：我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包括“文革”后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
父爱深深
动乱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挂念孩子。
卓琳：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江西去了。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
邓朴方：他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榕：因为我们家太“黑”了……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所以，我认识了我爱人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高兴，他当时很郑重其事地跟我妈妈和我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
教育孩子
邓楠：他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就跟一般老百姓一样……
“文革”之前我们穿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
1952年的时候，从重庆到北京来，我们问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说，“脚掌”。我们上八一小学，学校全都是军队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在孩子们眼中，父亲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榕：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一点一滴，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个人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们觉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运，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榕：我们没有觉得父亲离我们而去，好像觉得父亲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对父亲的思念、怀念，深深地沉淀在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的心底。
（摘编自大型电视纪录片《永远的小平》解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