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内，一幅当地农民兴致勃勃地在土地上耕种的画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年右江在实行土地革命时，邓小平将分配土地分为“分耕”和“共耕”两种形式，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当时仅有两个乡选择了“共耕”，多数地方实行了“分耕”。由于“分耕”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与解放后的包产到户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都贯穿了我党实事求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思想。
同样，1930年由邓小平等制定的右江苏维埃《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也陈列在纪念馆内，在“土地的所有及使用权的决定”条目中作出规定：“一切土地的管理及支配权，仍完全属于苏维埃政府，土地不准(买卖)……农民无论男女在十六岁以上有自耕能力者即有土地使用权。”从实际出发，正是基于邓小平在当年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的这一创造性思想，成功破解了土地归属的难题。此后邓小平又把革命史的这一成功经验应用到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土地资源的潜力再度被挖掘、转化成为中国经济腾飞不可估量的生产力。
奔波在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我们始终在思考：百色起义对邓小平此后一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革命实践是检验革命真理的惟一标准”，到此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革命年代摸索出的“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就是最大道理”，才奠定了他在和平年代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百色时期邓小平的思想与他在此后各个时期的思想一脉相承。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他的名言。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是他的信念。“他教会了十几亿中国人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睛独立观察问题！”这是一位网民的评价。
他是实事求是的典范，而百色正是他求真务实和敢于突破的第一块实践土壤。
（余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