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邓小平65岁，这年10月，他左迁江西；此前的1967年，他被冠以“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止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党籍。
江西对于邓小平并不是个陌生的地方。从1931年2月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到1934年跟从中央红军长征，他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共生活战斗工作了4年8个月，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职。
离京的那一刻，他的心头翻卷着怎样的心潮？他不是一个诗人，诗人的情怀他不会泻于笔端，形容于文字。此时的邓小平更沉静如海。他内向，沉默，不动声色。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这是毛泽东的诗意，他的风格是不动声色地面对坚硬的现实，具有更为纯粹的政治家胸襟与伟人气度。
邓老头儿
从南昌火车站始发的219路公交车，中间有一站，名叫“邓小平小道”。下车走不远，就是原国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1969年，程红杏还是该厂修理车间一名普普通通的青工，这年11月的一天上午，她第一次在车间见到了来参加劳动的邓小平和卓琳，卓琳还被分到了她所在的电工班。
2004年8月2日，谈起往事，程红杏语意间时露深深的怀念之情，更为动情的画面似乎又轻轻被她伸手抓在了面前。“历史给我了一个机遇。人家来避难，我是农村来的姑娘，待他就像自家的老人一样，管他叫老邓和老头儿。”
“他们没有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跟平常的老人一个样，我们都尊重他们。”程红杏说。
从修配厂负责人罗朋的回忆里，我们同样也可定格当时邓小平到厂劳动的场景：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用锉刀把零件磨平。邓小平说，这个我行，40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做钳工干过这活。虽然几十年过去，但他做起来仍像个老把式。
卓琳性格开朗，程红杏也是一个开朗的性格，熟识了，工余常常就有了说说笑笑。程红杏的印象中，车间里的邓小平很少说话，乃至常常不说话，无论工作着还是工余，他的寡言与澹定，无形当中，让一种自信的力量感染了车间的工人。如果厘定这个时期邓小平和工人们一天一天建立起的满含深厚温情的工友关系，不能不提及直接与程红杏有关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夏日，在车间劳动的邓小平突然支持不住，晕倒了，车间的工友们看见立刻过来把他扶到椅子上，程红杏拿来了自己的白糖，冲了浓浓的白糖水，给他喝下去，又帮着把他抬到拖拉机上，送他回家。
事情至此当然没完。程红杏说，第二天上班，一进车间，邓小平见到她，就塞给了她一包东西。她打开一看，里面包着的是白糖。邓小平说，借东西要还。
“当时我们都感动了。”程红杏说。她在向我们叙说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有几次说到这也是邓小平让她最为感动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判断出的是，这件事情后，程红杏给邓小平和卓琳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没有特别的表示，程红杏还是感觉到了两位老人的信任。“他们非常节俭。”程红杏说，那次邓小平又带来了脸盆和剪刀，对程红杏说，你帮我补一下，磨一磨。再后来，她和其他的工友还受到了卓琳的邀请，沿着老人每天上工走过的田埂小路，他们可以到邓家玩了。
更为清楚直观形象的细节也许只能活在人心。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特殊的身份与境遇，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没有留下一张工作照。包括程红杏在内的工友们，也同邓小平“没有留过合影”，“一直觉得很遗憾”，但他们的回忆仍能带领我们去深刻触摸那段非常岁月。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罗朋生前回忆。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邓小平别离工厂前，程红杏刚结婚生了小孩，“邓小平和卓琳提着糖饼来看小孩，说我们明天要回去了。”他们还嘱咐程红杏别把这消息传给别人，可当天晚上，程红杏就和同事说了。程红杏说，第二天早晨，许多人拿着鸡蛋去看他们，他们也拿出糖分给大家，说谢谢，谢谢大家。
所有的人和事都在他眼里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新建县望城岗南昌陆军学院内一栋两层小楼有幸成为邓小平的栖身之所，紧邻的国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有幸成为他的劳动之地。每天他都会围绕这栋小楼散步，一圈一圈，小楼周围踏出了一条清晰的小道；每天他都会走在通向修配厂的田埂上，一趟一趟，从住所到工厂也踏出了一条清晰的小道。
两条小路，最为具体地象征了邓小平的平生之魂，后来都以邓小平小道而闻名。然而回过头我们再看，邓小平当时却是极为孤独地走在小道上，其时除了相濡以沫的知心爱人相伴，他没有权力，少有拥有权力的同志。
“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仍扣在头上。这并非一顶纸糊的帽子，国情世态以及忧患重重的中国未来都沉重地覆压在上面。面对外面声势浩荡渐行渐远的世界，他选择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乐观，忍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谪居的岁月，除了参加劳动，邓小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和二十四史等古今中外书籍。他在深深地思考，他沉思着走过弥漫着野草之香的小道，谁会知道，3年间，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他来来回回的步履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他沉思的身影会在若干年后坚定地投向中国的希望。
我们先来重温他小女儿邓榕的回忆：在逆境之中，父亲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孕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所有的人和事都在他眼里。”从做过邓小平工友的一位老工人平实的回忆中，我们或许也能够探看到伟人平实而又不凡的一面，“当时修理车间有30多个人，谁没有来，他心里都一清二楚，第二天碰上，他会说，你昨天没有来。”
让邓小平放在眼里的人和事，何止于谪居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一个弹丸之地。光阴的车轮像政治命运一样沉重地轧过1970年，行驶到1971年10月1日的时候，国家的政治走向在邓小平眼前又一次展现了重大转机。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在厂里终于听到传达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覆灭的中共中央文件。回到家，感情轻易不外露的邓小平说出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还是喊我老邓吧
开启智慧的思想之门，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与方式。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愿意再复出工作。1972年，信任，再次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被绵里藏针的邓小平照亮。
同年11月12日，邓小平开始井冈山之行。邓小平能有井冈山此行，毛泽东寄寓了无限深意。第一次走进这块革命圣地，邓小平不能不百感交集，“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他说。而12年后，很少题字的邓小平特意为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字，再寄上一片深情。
出行是秘密的，在一些地方被通知要来参观的是东南亚外宾。“毛主席要我回北京前在江西看看。”一如惯常的作风，邓小平遵循少说多看原则，但该说的时候他决不回避，每一个字都铮铮然，“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在茅坪八角楼，针对林彪等人篡改革命历史，邓小平掷地有声。
邓小平还亲自走遍了黄洋界等五大著名哨口，“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一路上，邓小平发自肺腑的感慨远不只这样一句话，他的内心肯定还会有更多。
“我原先认为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倒了霉，又在望城岗劳动了几年，身体会垮掉，见到他后还真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身体这么好，走路很快。”一位接待人员回忆说，“他话不多，偶尔开个小玩笑。”
12月5日，邓小平又开始赣州之行。
1931年，第一次到赣州，邓小平27岁，1972年，他已经68岁了，已经是经历过无数风雨磨难的老人。
山水气度依然从容，人生境界却已是两重天。他会想起些什么呢？
瑞金是邓小平记忆中一块刻骨铭心的热土，也是他第一次在党内被打倒的地方。落落起起，起起落落，重回故地，听见当地人说出“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温暖的话，邓小平感动不已。
去瑞金一家制糖厂参观，邓小平发现走的不是近路，问，“为什么不走近路？”陪同人员说，“近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不少坎坷，从来不平坦。”邓小平还拒绝了陪同人员善意的搀扶，他说，“不用，我今年68岁，还可以干20年。不是吹牛，干20年没什么问题。”
在于都，邓小平回忆起曾三到于都，38年前最后告别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也是在于都，“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首长，一路上辛苦啦。”“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1973年2月19日，在鹰潭，即将踏上回京列车的邓小平对问候他的工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刘学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