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出处】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所做的序言中，这样定位了自己的人生。
【感言】尽管直到今天，他的许多理论、名言都被广泛传诵，但在中国人眼中，这句朴实而感性的表白，才是“邓小平”三个字最传神、最真切的描述。通过这句话，我们看到一位经历磨难的政治家，一位高瞻远瞩的改革总设计师，他生命中那层更为深沉的底色———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真情。他的忠诚、坚忍和智慧，他开创前所未有事业的勇气，皆出于这份毫无保留、从未动摇的热爱。
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将自己与人民的关系比喻为子与母，意味着一种眷恋，一种责任，也意味着一种融化于千万普通人之间的平等。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轨迹，但是，他在晚年却出人意料地努力淡化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他从来不搞神话，即使“神话”的对象是自己也反对。他为中国留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启示就是：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应该怎样？邓小平用“赤子深情”作答，人民也因此回报他“小平您好”。
“发展才是硬道理。”
【出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感言】这句要言不烦的总结，大概是邓小平最广为人知的名言。人们在各个领域引用它———“发展”成为方向选择时的坐标，对“硬”的肯定则透露出一种决心。中国落后太久了，落后太多了，一个“发展”字眼，在《邓小平文选》1148页正文中出现了1066次，383页的第三卷竟然有558次提及！邓小平以他几十年的革命和政治生涯凝练成一条道路：中国以世界最早熟文明的厚重，在经历百年屈辱、挫折和迷茫之后，终于在邓小平时代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富于魅力的未来；也是邓小平，为实现这一未来设计了现实途径。邓小平身后的七年，中国仍在这一道路上坚持着，愈来愈开阔，愈来愈自信。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出处】刘伯承将军大战前常引用一句四川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和同乡，邓小平对这个充满民间智慧的“方法论”也非常熟悉。1962年7月7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针对包产到户引起的争论，邓小平用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感言】邓小平这种带有浓厚务实价值取向的哲学，后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性格，长久习惯凡事从政治意义着眼的国人，也开始学习一种新的判断事物的标准。它引领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出处】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举重若轻地化解了西方对他改革立场的诘问。
【感言】作为最务实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首先和始终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标签(不管这标签是谁贴上的)，而是中国人民的实际福祉，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利益。这成为他，和他之后的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新的形象与性格；同时也为他和中国，赢得了不同价值观人群的尊重。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出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感言】坦率地说，站在一个新的世纪回首1970年代中国的波诡云谲，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迷乱和挣扎了。如果把两个时期各做切片放在历史的显微镜下观察，一个是封闭的，单向度的，盲目迷信和故步自封的；一个是开放的，丰富多元的，大胆质疑和不断尝试的。然而，并非“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么简单，中间还有20多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这是时间上的连接，也是选择上的分隔。于此看，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确立的这一原则，当是我们再次睁眼看世界，寻求国富民强出路的突破标志；也是影响两三代人、乃至更长久中国命运的“小平时代”的精神核心。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其远见与当下改革实践的契合，证实了他的政治遗产到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出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
【感言】邓小平执政风格务实、灵活，常常使人忽略了他的理想主义追求。实际上，从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起，他就是一名有着坚定和纯粹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由早年的经历和观察，体会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无论采取哪样制度形式，都无法赢得别国的尊重和本国人民的信赖。1978年长夜将尽时他就痛心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外国友人时更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如今已深入人心，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忽略可能是，邓小平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的阐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不仅早有“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样的理论预见，而且作为开启中国“财智”的引路人，也是他首先设计了“小康”这个带有中国大同思想印记的目标。1992年他在深圳第一次听到“发财树”的名字，女儿跟他开玩笑，“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吧”，邓公认真地回答；“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这是他最大心愿的写照。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在邓小平逝世后说，“中国曾饱受欺凌，邓小平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贡献了一生”，准确概括了他的理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
“(是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应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出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感言】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评价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熟悉邓小平的人也认为他是一个“严肃而话不多”的人；但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却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长、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讲话”———南方讲话。据陪同的人透露，邓小平当时“有强烈诉说的愿望”“不停地讲”———从北京一到武汉就讲；到了广州还没休息就边看边讲；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一位长于思考与实践的政治家，此番“风格”的变化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他对其时中国改革在发展的思路、前景等方面的忧虑。1992年前的私营企业备受指责，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氏兄弟，甚至一度向县委书记提出要把工厂“捐献”给国家，“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这才大胆地走，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民间有“杨百万”之称、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标志性人物杨怀定坦陈，如果不是邓小平南巡，“我们这些人‘九死一生’”。
邓小平所思所言向来尖锐、深刻、直指核心。“三个有利于”和“手段论”，以非凡的理性和创造性，终结了当时激烈博弈、束缚人们头脑和行动的“社”“资”之争，使中国的发展终于没有走回头路。邓小平为这次“讲话”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亲自审阅整理稿，而且找了多位理论专家进一步完善。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题，并被收录为《邓小平文集》最后一篇。“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之后，中国明确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出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感言】邓小平是个有胆魄的人，他的“胆魄”，在战争岁月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谋划宏大改革蓝图时，也为他稳健务实的形象增添了一份特别的魅力。基辛格曾评价这位以74岁高龄执掌中国航船的领导人：我知道你属于年龄最大的政治家，但我不知道有谁的思想比你还年轻！的确，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相似的先例；但是，他和他开创的时代，仍然以非凡的勇气和成绩赢得了举世瞩目。而中国，也在这“闯”出来的崛起中，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成熟。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出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感言】1992年的邓小平，退休已经两年多，但他敏锐的政治神经，还是感觉到了10年改革之后，僵化的“左”的困扰已经导致发展迟滞。现在普遍的观点是，“南方讲话”与1970年代末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一样，是邓小平在历史关键时刻最重要的贡献：前者豁然开朗我们的视野，使中国回归现代文明主流；后者则坚定了我们的方向，使中国以更自信更务实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如今又是12年过去，国际风云变幻更加复杂，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稳定格局，正面临近60年未有之挑战。而中国不仅没有丧失发言权，“被开除球籍”，反而依靠经济持续发展而成为多元化的重要一极。正如那位政治智者的预言一样，“机会难得”，我们庆幸摆脱了路线之争的泥潭，而得以集中力量和智慧，致力于谋求民族福祉的事业中。
“摸着石头过河。”
【感言】实际上，这句话并没有被收录于邓小平文选，即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也未能从文字资料中找到邓小平对这句话的表述。但奇怪的是，这个简单通俗的比喻，分明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充满了“邓氏风格”，是对他改革思路的形象描述，也是他在观念上的开创性贡献。显然，这与邓小平一贯鼓励尝试、勇于突破束缚有关。
有人质疑，以为“摸”来“摸”去不如道路笃定那么有效。但难道不正是对所谓教条、模式的盲目信仰，给近百年中国留下巨大的历史伤痛？更何况，在邓小平的话语逻辑中，“摸”是有前提的，就像“实事求是”有一个“是”的前提一样：“过河”这个明确的目标，是我们一切方法探索的前提，也是改革脱离盲动和不可知论的基点。
(本报记者：刘笑笑/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