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作为一个记者，很多与主题无关的采访经历真的已经淡忘了。如果不是翻阅当年的采访笔记，阿水这个澳门中年女人已经彻底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我的采访笔记里记着：阿水，澳门酒店里打扫房间的女工，40岁。她说：“请记下一个澳门草民的怀念。”时隔多年，跟当年一样的感动再次卷过我的心头。
1999年，为了采访澳门回归，我在11月底登上了澳门的土地，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我住在澳门中心地段的一个酒店，因为酒店管理严格，打扫卫生的工人都会仔细留意，在客人离开房间后才开始工作。我在酒店住了一周也没有见过清洁工人。可是有一天，一个40岁左右的女工，在我写稿时来到我的房间。她做完了工作后还踌躇着不离开，我很奇怪，就问她是否还有事情。她很羞涩地问我：“听说你是北京那边来的记者？如果回去写稿子请记下我们很感谢邓小平。”
阿水是澳门对面湾仔人，随祖父来到澳门已经30多年，她告诉我，他们一家一直希望祖国能统一，希望澳门回到祖国。作为一介草民，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可是他们几十年来尝尽了太多来自异族的鄙视。对于回归，他们真的有种回家的感觉。尽管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但是澳门人分葡人、土著等几个等级，尽管后期这些划分在形式上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是心底的分界还是很明显。对于回归，他们的渴望是具体和迫切的。
那时澳门的街头挂满了迎接回归的标语和彩旗，几乎每个店铺门口都悬挂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夜幕中的议政厅广场有很多老人在排演传统剧目，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忙着学唱“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尽管语言不通，可是在澳门的日子里，我很方便，无论是同行还是酒店的职员，他们都会提供亲人般的帮助。面对一个他们完全没有听说过的报纸的记者，即便是街头的老人也会认真地告诉我，他们是多么盼望回归，多么感谢邓小平。
因为采访的需要，澳门回归的当天夜里，我又和澳门的几位朋友通电话。他们有的正忙着赶制庆典的衣物，有的正走在参加庆典的路上，而如阿水家这样最普通的人家，他们守在电视的旁边，做好了烧鹅，准备举家共庆那一刻的到来。我在那里真的是第一次领略到来自最大多数民众真实的喜悦。
我们没有见证1987年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署，但是我们见证了，回归时人民真切的笑声。澳门400多年中西交融的历史，留在了独特的城市景观里，融入在当地人的血脉和心态里。澳门回归前，当地的葡萄牙人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统优势。对于回归他们有着另一番心情。
在澳门关于回归的繁多报道里记者看到了另一个“草民”的名字———安东尼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作为政府公务员的安东尼奥认真了解了联合声明的有关内容，中央政府对于澳门回归后“舞照跳、马照跑、赌照开”的承诺，让安东尼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丢下他的“铁饭碗”，进入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在2002年前拥有澳门博彩业逾40年的独家专营权。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澳门回归祖国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唯一可以合法经营博彩业的地方。
如今已经退休的安东尼奥悠闲地说，自己当初的眼光没有错。在博彩公司工作的丰厚收入使安东尼奥如今能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还与朋友在澳门合开了一个餐吧。“现在有不少曾经迁走的土生葡人看好澳门的发展机会，又回来了。我的餐吧就是大家一起聚会的地方。”安东尼奥经常守在店里，一边打理生意，一边与朋友们聊天。报道的最后，这位土著葡人愉快地说：自己非常喜欢生活在澳门这块土地。
张九龄女士是当年我在澳门采访时结识的河北老乡。回归临近时她告诉我，为了迎接回归，她自己绣了五星红旗。回归的当夜，她说准备好了美酒，全家人都聚在一起准备见证历史的瞬间。
去年在回乡时，张九龄又给我打来电话约见。她给我带来了她搜集整理的澳门动植物资源的画册，她说她想让河北人了解澳门，她还想让澳门人了解河北的衡水湖、白洋淀。她告诉我，石家庄是个药都，而澳门是个大门户，她想让两边的优势相互结合。她还告诉我，回归后的生活更加忙碌了，像穿梭在两边的小鸟，辛苦、自由、快活。
这是三个小人物在“一国两制”大构想下的极具私人化的感情和生活。但是你得承认，很多时候，正是这些来自“草民”的感受，记录了历史真实的面孔。
本报记者：芦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