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邓小平：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曾使中国农民在劳动和分配上都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甚至有饭都是大伙一块儿吃。“大锅饭”的结果是饭越吃越少，人越过越穷。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省部分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地把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便是这项改革的发源地之一，当年村干部和十几户农民按手印立下大包干秘密协议，协议上写着：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其他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坐牢杀头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而包产到户的结果却是加快了生产进度，这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因此受到中国各地农民的广泛欢迎。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
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地下农村改革
董可志现在是大名县万堤镇万北村党支部书记、邯郸正大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1977年，董可志30岁，是万北村一队队长，那一年，他酝酿的农村改革比安徽凤阳小岗村早了将近一年，完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是这场地下悄悄进行的农村改革，并不广为人知。
“兔子没草吃，人没饭吃，逼得没法了”，回忆那次改革，董可志说是穷则思变的结果。
一个农民干一天的活，挣来的工分仅够买一粒扣子。队里光棍汉成堆，很多人家穷得连扇门都没有。人们都乐意去挖河，挖河有饭吃，不然在家里就得饿肚子。
每天早起敲钟喊人干活是最挠头的一件事，刚刚当上小队长的董可志为此犯了愁。董可志以前是生产队会计，会计不用每天带人干活，很多人都盯着这个位置，董可志最后被挤去当了队长，但这个生产队在当时全乡54个生产队中倒数第一。
为了能叫动干活的人，董可志想尽了各种办法。“这个队长何时才能当到头啊？”他心里暗暗发急。
“如果把地包给每家每户，各种各的，就不用我每天敲钟喊人了。”有了这个主意，董可志心境豁然开朗，于是召集队会把想法给大伙儿说，很多人立马响应，但也有人不愿意，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吃惯了大锅饭的“贫下中农”。还有人警告他说，“你这样弄很危险！”
决定了就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董可志，开始挨家挨户地做不愿分田户的工作，“你不愿意分，难道让大伙一直养着你？”他的激将法开始奏效，他还动员队里辈大的人去做说服工作。
1977年5月，在麦收的前夕，董可志硬是推着大伙把地分了单干。包干后，给每家订的合同是，每亩地一年交7筐玉米穗，剩余的归自家。那一年，队里的玉米获得了大丰收，公粮交了，余粮有了，生产队的人既新鲜又高兴。
压力接踵而来
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这种“危险”的做法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隐隐不安。“好在公社书记较开明，他对我说：‘你们能干就干，别吭气，千万不要让上头知道了。’”董可志回忆说。
第二年分地分得很顺利，当年生产队的麦子又获得了大丰收，队里人心气更足了。万北一队的经验被汇报到县里，县里不同意这种做法，表示先不公开。
各种流言和方方面面的压力也接踵而来。从中央到省里的调查组、工作组一拨一拨地到了万北一队，有人说：“这是拉牛退社，是典型的反革命！”
一时间有了乌云摧城的感觉。“明明分了比不分好，为什么还成了反革命呢？”董可志被这种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在没多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董可志的天也晴了。他开始奔波于各地，做典型事迹报告。
探索富裕之路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尝到包产到户甜头的董可志又开始思考新的问题：一亩地一吨粮已经到顶了，吃穿、化肥、种子、农药的费用却是一天比一天高，粮食丰收了，还是富不起来，怎么办？董可志开始尝试办企业，集体办企业失败后，他又办起了私营企业，现在又搞起了合资企业。
二十多年间，从生产队长到村支书，董可志的乌纱帽没长高多少，但他觉得自己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董可志挑选村班子有一个标准：要带动大家致富，必须自己先富。
“邓公当年说要让农村1/3的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致富。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还得探索农民、农村都能富起来的路子。”董可志说。
■相关链接：小井庄从“借地”到“分地”
1978年9月5日，安徽省小井庄人做出一个惊天的决定，将田地承包给各家各户耕种。
1978年安徽遭遇建国后从未遇到过的大旱，村民的生计难以维持。当年下半年，安徽省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做出了农民可以“借地种粮”的决定。
小井庄的村干部碰头会上，有人提出：“既然这样，不如借这次机会把田全部分下去，各种各家的。”
9月5日，小井庄生产队32户村民每户户主悄悄地聚集在一起商议“分地”之事。一致意见是将田分成好、中、差三个等级，每户都要公平地分到三个等级的田地。
大家还达成了“瞒上不瞒下”的意见：如果乡里下来问，坚决说是借了公家的地，否认分地一说。
“土地一分，大家的干劲就足了。”当年的会计李祖忠回忆，乡亲们开始没日没夜地劳作。1979年，粮食产量提高数万斤，每个劳动力日收入也翻了一番。
1979年5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到小井庄视察时给了农民一颗定心丸：“你们干得好，不要怕。”
本报记者：王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