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话里和仇所贵预约采访，已退休十来年的他声音略显低沉，甚至有些漫不经心。但得知我们是为“纪念小平百年”而作时，他的声音豁然清晰了：“啥时来呀？我到楼底下去接你。”
仇所贵家里有一张老照片，那是1964年他作为工人阶级代表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建国15周年庆典时，他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留影。但让仇所贵遗憾了多年的是，照片上的邓小平在“文革”时被“造反派”给涂黑了。
“是邓小平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要不‘文革’期间我早就窒息而死了。”动情时仇所贵眼含热泪。
仇所贵自幼贫穷，5岁开始四处乞讨流浪，后被一好心的烈士母亲仇大娘收养，并起名仇所贵。12岁养母去世，15岁仇所贵以烈士家属的身份被招工到石家庄国棉二厂。
一进厂仇所贵被分到车间当车工，因受过穷吃过苦所以干活很卖劲，且用心。后来他自己摸索出一套“耳听眼观手抚摩操作法”，并被各地请去做推广演示报告，在“大练基本功”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仇所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轰动。回首过去仇所贵按捺不住激动，“当时得到的奖状、奖牌、奖杯多的是，数不清咧。”
正当“工人工程师”、“五好标兵”、“全国劳模”一个个荣誉不断授予仇所贵时，“文革”开始了。于是，“大工贼”、“反革命”、“不劳动的劳模”一个个帽子接连扣到仇所贵的头上，黑白颠倒的丑剧上演了。
造反派指着仇所贵的鼻子尖叫：“你为什么叫仇所贵，是不是想把‘仇恨锁在柜子里’，等到时机复仇。”仇所贵无言以对，以后的日子对于他来说是黑色的，写检查、挨批斗、挂牌子、做“喷气式”……
“蹲在牛棚里挨批斗时，受的皮肉之苦现在想都不敢想，只记得被打得裤头和肉都粘到一起，能活过来就是万幸。”仇所贵在最难熬的时候，总会想到邓小平，“一想到小平，就好像浑身有了力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977邓小平复出，仇所贵无疑撞上了好时机。“邓小平一上台提出‘抓工业整顿’，我立马就接到来自上海和江苏两家纺织厂的邀请电报，四个字‘传经送宝’，我又开始到全国巡回做报告，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仇所贵’。”仇所贵给记者算了笔账，保守地按效率提高1%算，一年下来就等于石家庄增加了一个国棉一厂。
在仇所贵看来，他创造的所有财富，都应该加到邓小平的头上。“没有邓小平，我这个‘大工贼’永远见不到青天。”
本报记者：静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