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科学的春天
王新川 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1970年大学毕业时，我25岁，年轻又充满理想。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出来后，我到了一家工厂，厂里的负责人问我是学什么的？“电子计算机，”我回答。当时国内对这一行业还很陌生，许多人闻所未闻。他们给我一把钳子和改锥，说：“做电工去吧。”
做了几年电工后，我到了河北省电子研究所，我以为发挥专长的机会来了，其实不尽然，当时的政治空气和社会环境使你根本无法去搞科研。
特别是“两个凡是”提出后，刚刚有点转机的社会风气一下子又被禁锢了。那时科技人员是政治的附庸，谁认真搞科研谁就是走“白专路线”。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滑稽：我们想将自己研制的计算机从32M扩容到64M，不得不在深夜偷偷地去找院长，像在搞地下工作。
当时科技人员的多数时间用来搞政治学习。那时我们上午做科研，下午则忐忑不安地集中念报纸，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直到有一天，小平同志出来说，科研人员要有5/6的时间来搞科研。这时候，我们仿佛从无休无止的政治漩涡中一下子解放出来。
1978年初，我们在基层平静地注视着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讨论对我们波及很小，但回过头来看，正是有了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才有了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并从此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之后是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这以后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很多对科研触动很大的动议，如他提出搞科研是需要条件的，科研人员要“五子登科”(房子、妻子、炉子、票子、孩子)，直至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后来许多的科研工作都无法继续。以前在单位是比谁会说，后来比谁科研搞得好，感觉到科学的春天真是一天天迫近了。
被改变的人生轨迹
罗民权 原省科学院院长
1963年我从前苏联学成归国，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的我刚满29岁，年富力强，一番抱负。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底我被打倒了，好在到1967年底又被解放出来。被解放出来后，在那种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氛围中仍然无法从事科研工作。
1976年文革结束时，科研工作开始逐步恢复，那时我已经42岁了。整整十年都荒废在了政治斗争里，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真正出成果的十年又有几个？
当年，我们奉调去筹建河北省煤炭研究所，面对白手起家的局面，大家都很振奋，边建设边夜以继日地搞科研。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各省都组建了科学院，但那时科研怎么搞大家都不太清楚，直至拨乱反正之后，各科研院所又在酝酿一次新的改革———需要大批业务干部来充实领导层，1983年我到了省科学院。
在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科研成果与现实生产力相结合日益紧密。
我们十分感谢小平带给我们的今天，他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伟人，他实现了社会的根本转折，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在拨乱反正时
赵国友 省科学院原人事处处长
1970年我从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盐山县做了一名社员，后在工厂当工人、技术员。
文革结束后，我到了沧州地委组织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因为感同身受，我觉得自己是用感情在为每一名知识分子做事。
这些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也令人感怀。我所在的盐山县像我这样经历的就有100多人，在为他们落实政策时，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说：“专业对口，能派上用场就行了。”
1978年底，我被调到刚刚建院的河北省科学院，正是百废待兴之时，需要大量人才。在沧州监狱，我得知有一名姓徐的科技人员与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一批学成归国，但因在大鸣大放期间提出反对意见被判无期徒刑，我通过工作将他调到省科学院激光所。
这些科研人员不计个人荣辱的博大胸怀、他们慎言踏实的作风，都是对拨乱反正工作的肯定。记得刚建院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许多科研人员和家属都在农村租房，但他们释放出的工作热情，以及后来中央一系列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举措，让人感受到知识分子政策正在一天天好转。
(本报记者 王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