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文革”后的“左”倾错误理论集中体现在“两个凡是”上，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8年5月11日，针对“两个凡是”，《光明日报》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展开了，并由此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健全党规党纪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全会提出必须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同时加快农业发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束缚，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8月10日上午八点半，约好的时间，胡福明告诉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他从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依然挺忙，“10日还要走，去山东，下午的飞机，只有上午一点时间。”
一头银发，神闲气定，70岁的胡福明说身体不是太好，但话题转到划时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众人皆知的文章，他的音量却一下子高扬了。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党、国家、民族处于十字路口，任教于南京大学的胡福明敏锐地觉悟到，必须站出来对“两个凡是”予以批判，“否定‘两个凡是’才能彻底拨乱反正。”
但当年没有一个报刊能发表公开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怎么办？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可以的，胡福明找到了一条智慧途径。
胡福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比较后，到1977年7月初，才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这个科学观点可以帮助人们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他说。
胡福明说，表面上看这是哲学理论的文章，实际上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极为敏感，“我确定了一个原则：打语录战。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论据也出自马列著作。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从选题到动笔写作，没人知道胡福明在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确实如许多同志指出的，没有理论上的创造，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胡福明说，我1977年夏开始写这篇文章，第一，我于1977年6月间抓住了阻挠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方针，又是盛行多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翻版，流毒很广很深，是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也是政治枷锁；第二，我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批判“两个凡是”；第三，我以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所说的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他们的理论也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第四，我阐明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才成为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
大约用了一周时间，胡福明写成初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时已是1977年7月底了。经过三次修改，9月初他寄给了光明日报。“这期间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党代会，这次会议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文革’，我觉得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迫切了。”
经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后，文章最后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1978年5月10日最早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于光明日报，次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
文章发表后胡福明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直到1978年6月的一天，“我和妻子正做早饭，”胡福明说，我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听得出，他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对我们那篇文章表示了支持。从那以后，觉得心里有底。真理是驳不倒的，我有强烈的信心。”
胡福明用心血和胆识完成的这篇文章，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80年，中宣部和中央党校调他去，他没去，“我喜欢教书，跟学生关系不错，是班主任。”他说，本人一介书生，心直口快，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不敢去北京，怕有那么多事应付不了。
1982年秋，江苏省委决定胡福明到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我拖了一个月，还是不想去。”南京大学的领导对他说，老拖不是办法。这样一个月后，他写了个报告，陈言：喜欢教书，讲了六点理由，最后说作为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决定。两三天后，省委文件下来，还是要他到省委宣传部。他提出要求，工作关系先不办，人先过去，看看不行还回南大。一个月后到南大领工资，他才知道关系也已经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
“知识分子要有良心，理论工作者要有责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胡福明说，这样的文章自己不写有人也会写，事件总要发生。“我写这篇文章，我只是做了一点本分的工作。”
本报记者：刘学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