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表示：当前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主要矛盾是招生制度。会议重新确定了招生对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并确定了择优录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新招生办法。
10月12日，《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一经公布，就引起巨大反响。人们感觉“整整一代人得救了”，“我们国家有希望了”。
1977年冬，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虽然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却激励了成千上万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由于“文革”冲击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怀念邓小平，回忆高考，你这两句话算对了我的心思。”孙彦敏快人快语，刚把记者让进他的办公室，自己便来了情绪。
孙彦敏是1978年我省高考文科状元，现任河北省环保局副书记、副局长，为官多年，一贯低调，出了名的不愿在媒体露面。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私人话题。”孙彦敏一边张罗着给记者倒水，一边又轻松地把他的“情绪”划了界限。
眼前的孙彦敏，干练利落，目光有神，个头虽然不高，但显得年轻帅气，很难让人把他和57岁的年龄划上等号。
“我怀念邓小平绝对是自觉的，不仅因为他圆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大学梦，改变了我的一生，还因为他是我一生最佩服也让我受益最多的人。”孙彦敏习惯性地翻阅着桌上待批的文件，开始滔滔不绝。
小平圆我大学梦
孙彦敏对邓小平的记忆始于儿时。他的父亲是刘邓大军中的一个连长，解放前就负伤复员回隆尧了。从小他就听父亲讲，刘伯承是“战神”，邓小平“能掐会算”。“那时我还小，真的信，”孙彦敏笑着说。
邓小平没有辜负孙彦敏对他天真的信任。1977年，他力主恢复高考，首先改变的就是孙彦敏这样的“老三届”的命运。
那年，孙彦敏整30，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从村里生产队长熬到邢台地委办公室秘书。
“恢复高考，对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谈别的，我可以低调，要讲考试，我从不含糊，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门门考第一，直到1966年我高中毕业还是第一。当时我报的是清华，志在必得，可一个‘5.16’通知，所有的寒窗苦读全都付诸东流。”说起“文革”前的往事，孙彦敏语带激动。
1977年一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孙彦敏就要报名，但秘书长不让，“考什么呀，这么大岁数了。”自己一想，也是，现在工作是主力，大学毕业工作还不一定比这分配得好呢，所以第一年他就没考。
第二年，他对领导说无论如何得圆自己多年的大学梦。这次领导同意了，还给了他3星期的复习时间，31岁的孙彦敏时隔12年之后又一次走向考场。
孙彦敏报的是文科，目标是中国人民大学，因为一个同事早就给他灌输，人大，那是中国“第二党校”。
5门课他考了420多分。成绩一下来，就有人告诉他，他是邢台第一，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分，也是当年全省第一。
发自内心敬小平
1982年孙彦敏毕业后又回到了邢台地委，不到两年，邓小平提出干部要“四化”，孙彦敏没有任何争议地成了当时邢台地委最标准的年轻化专业化的处级干部。
1985年—1995年，孙彦敏在清河一干十年。这十年，也是他理解小平改革精神，自觉贯彻“发展是硬道理”最重要的十年。
孙彦敏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的过人智慧。“邓小平是最讲实际的哲人。他说的话言简意赅，实实在在，没什么深奥难懂的理论，实践起来里面的智慧却深奥得不得了。”说完这话，孙彦敏又特别强调，他对邓小平的称赞，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自觉，不是随大流的。
1985年，孙彦敏初到清河县当副书记的时候，清河还是河北省贫困县，但清河有家庭工业基础，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清河人不甘贫困。
1987年，孙彦敏当上县长，定的首要目标就是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他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私营业主提出“你赚钱，我保护，你发展，我铺路，你缴税，我服务，你有难，我帮助，你违法，我查处”，率先在全国发出转变政府职能的声音。
1989年孙彦敏任清河县委书记，这一年“全国私营经济研讨会”从温州转到清河来开。
孙彦敏又有更多的改革设想开始付诸实施。但来自上上下下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当时报纸在一版就登出来了，说如果清河县的私营经济占了主导地位，这个县也是，那个县也是，整个地区不都是私营经济的天下了吗？”
“那时候，真是‘摸着石头过河’，战战兢兢，顶着风险干事。”
但让孙彦敏执著前行甘愿冒险的，是他眼见的改革给清河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从1985年开始，清河县财政收入连年翻番，到90年代，已经由贫困县变成富裕县了。
什么是政治，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正是邓小平的智慧、务实的精神给了孙彦敏以改革的信心和勇气。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又给清河发展带来拂面春风，孙彦敏也因在河北敢吃第一口螃蟹，赢得了清河人民的拥戴和有关领导的信任。
他被提拔为邢台地委委员、邢台市委副书记兼清河县委书记(副厅级)，这一年，孙彦敏刚刚45岁。“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大学，更没有我的政治生命，他执政后的发展是中国百年不遇的奇迹，让我赶上，是我的幸运。”
本报记者：小山、静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