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推动了中国的伟人。以其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过人胆识。当然，还有深植人心的政治权威。
要推动1978年的中国，除非这几点兼备，否则不可能顺历史之势应人民之声。自真理标准大讨论始，“觅路”就注定成为等待这位伟人完成的历史任务。
当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残局是长期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经济衰退破败、思想禁锢僵化、与世界潮流的封闭隔阂。这一年的中国，正经历着政治狂热之后的迷茫与失落。历史不能假设，但若非这只手，已经进入崩溃边缘的中国是否会深陷泥沼?现在想来确是险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中兴史从此又开始了。这位启动者，后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如今人们很难体会彼时的激烈。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正性与发展经济之间的非此即彼，当时是水火不容的紧张对峙。此中是怎样一番惊心动魄，除非身处风暴眼中的人，难以形容。集中的问题是，中国道路，到底该走向何处？什么是“中国道路”？
要打破70年代中国的僵局，在权威主义政治下，领导者必须具备开阔的眼界、不拘的思维、勇于作为的胆魄、对中国内在脉动的熟悉把握、对人民的深情。否则，很可能在历史的任务面前无功而返。邓小平选择的是既锐意创新又循序渐进的方案。
回首来路，历历分明。中国巨轮终于驶入自己的航线，尽管尚未过得万重山。之前转舵调整的过程自有理论家和史学家去总结，对于一个生在70年代，成长于90年代的人来说，我更愿意从吉光片羽中去抓住其中的胆略和智慧。这个年龄的中国人，在他的思想成长期，那些曾经掀起思想狂澜的明哲睿智已经融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常态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摸着石头过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
邓小平逝世后的七年，被人们称为“后邓小平时代”，这是因为他的影响、他当初所制定的改革方案仍在继续。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更加深入，对外开放已经使中国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他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胸怀在十六大中成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他对于人民和国家的深情后来传承为“三个代表”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理论，他谈到的“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愈行愈近。
一切都在预定的航线上行驶，一切问题似乎又是对政治智慧的又一次考验。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一个特色。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在20年前邓小平已有考虑：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触及；他对先富后富、防止两极分化、协调发展的论述；他早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中已有触及的腐败顽疾———这都是21世纪初中国巨轮面临的暗礁险滩。当“发展才是硬道理”已成共识后，这是现时改革必须直面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待破的困局。
邓小平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任务。改革的接力棒传到新一代领导人手中。也许，此后的变革将更深刻，更惊心。常常提到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不仅仅是报告或者政治课本中的常见词汇，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课题。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样纪念邓小平？
感谢邓小平。他让我们身享久违了的经济繁荣与小康生活，让我们重逢一个民族的尊严与信心。但“感谢”并不是要将他供奉起来，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继承他的思想遗产、政治嘱托才是最好的纪念。
大胆解放思想，大胆放开手脚。就像他所实践的那样，打破改革困局需要不断地创新、突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中国变革的影响将是一个恒久的航标，无论中国巨轮乘风还是破浪。
本报评论员：劳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