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949年)
新的笑容，新的旗帜，新的服装式样，新的道德准则，甚至生活方式也有许多新元素新变化……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中国人，从此在承继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血缘之外，从物质基础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全面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归属地。“新中国”，成为我们自己以及世界，对这种区分最凝练的表述。
粮票(1955年)
最早的粮票是何时发行的？这在眼下是集藏家才关心的问题。但对于上世纪50年代起，沿用30多年，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凭票购买”，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记忆仍是深刻的。小到手帕脸盆，大到自行车收音机，都要凭票；食品就更不用说了，没票，任你磨破嘴皮粮店的大姐也不会卖给你一两……由于生活物资的短缺和严格的交易控制，当时票证对人的约束甚至是致命的———没有它就没饭吃，比货币还具刚性。国内一位收藏爱好者仅集藏的粮票就
有8000多种，在此背后，是对生产、流通和消费从地域到品类巨细无遗的“计划”。因此，粮票的淡出，是中国经济体制变革最真实、最有力的表现。
大跃进(1958年)
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来的一句口号，在1958年被酝酿成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和纲领，引导全国农业、工业乃至学术研究进入一个盲目冒进的时期。1958年7月以后，媒体上充斥着今天令中国人无地自容的数字：水稻亩产由1万6千斤涨到3万6千斤，很快又被6万斤、13万斤的“新闻”刷新；“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这样的标题堂而皇之地登在最权威的报纸上……粮食卫星、钢铁神话，政治高热使人彻底忽视了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内在规律。
样板戏（1966年）
全国八部戏，东南西北，年复一年。一样的台词，一样的唱腔，甚至连服装上的补丁大小、颜色都要整齐划一———艺术成为“样板”的荒唐，在于单调和压抑，在于独占舞台，在于对人视觉、听觉乃至思想的全面“疲劳轰炸”。今天，还能准确数出八部“样板戏”的人越来越少，虽然很多“过来人”还喜欢在KTV唱歌时点上一段“智斗”，但那也只是过过瘾、怀怀旧罢了。
上山下乡(1968年)
中国有所谓“被耽误的一代”的说法，最主要是指现在四五十岁的那代人：他们的少年或青年时期，是在一波又一波社会“运动”中度过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狂潮、“打砸抢”加上“大串联”，1966年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被废止，求学的路实际上已经被堵死。社会秩序的混乱，使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年轻人的就业成为城市巨大负担，当瘫痪的工矿、基层都无力接纳这些劳动力的时候，他们能够“面向”的，就只有农村和边疆了。
据统计，1968—1978的10年间，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23万人，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等边远省区。尽管他们的奋斗是这段沉重历史最可歌可泣的篇章之一，但是，这代人的这段经历，以及国家随后因此产生的严重的人才短缺，却成为国运、人生都备感艰辛的重要原因。
恢复高考(1977年)
十年“文革”，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断层，特别是高等教育，几乎可用“空白”形容。痛心、急切于此，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并迅速确立了以保证大学质量为原则的招生办法。中断10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了，被耽搁的学子终于可以圆梦。这一年的高考，考生达570万，千疮百孔的校园接纳不了，只得以5%的比例录取。27.3万大学生，成为与他们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中，最幸运的那一部分。
小岗村(1978年)
乞丐之乡凤阳，1978年人祸未尽天灾又至，大旱把当时人均粮食只有一二百斤、分配收入不到20元的小岗村人，逼到了绝境。21位农民在一份“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契约上按下手印或名章，怀着“坐牢杀头”也要干的沉舟之志，开始挑战当时铁板一块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找到了生路：小岗生产队当年产粮13.2万斤，比以往5年的总和还多，油料、生猪、人均收入，全是破历史纪录的丰收。小岗村几百年来出外讨饭流浪的“传统”结束了，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芽与标志。
特区(1980年)
1980年至1988年，我国先后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以优惠政策建设对外开放的窗口。这其中，深圳在全国的影响最大，它由渔村日新月异成长为现代化都市的传奇，不断带给国人观念冲击。不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概念深入人心，深圳本身，也成为一种新的理想、前途甚至生活方式的符号，80、90年代，各地、各阶层、各行业都有许多优秀人才，抛下档案甚至户口，义无反顾地奔向它。今天，在中国普遍推行市场经济和顺利加入WTO的背景下，“特区”不“特”已成趋势，这一称谓也成为代表探索与尝试的独特表述。
出国(198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人带来不同内容的热潮，“出国热”是其中最早涌动而又经久不息的一种。从1950年到1966年，中国仅派遣留学生1.2万人；而1978年—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留学人数达到58万人，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工作的也接近16万人。
1981年北京首次组织托福考试，只有285名考生；今天全世界每年有数十万人参加托福，其中一半是中国人(包括港澳台地区)。从整夜排队领取托福报名表，到GRE风行国内大学校园，“小留学生”成为热烈讨论的社会现象，再到“海龟派”(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海带派”(海外归国待业人员)这一系列诙谐概念的出现和更替，中国人对“出国”的态度，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务实。
《人到中年》(1982年)
这部根据谌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后引得社会轰动，不仅连获金鸡、百花双奖，更令饰演女主角的潘虹成为家喻户晓的新偶像，无数观众为“陆大夫”(片中潘虹的角色)的命运而唏嘘，甚至认可她是最“中国”的女性。她温厚、坚韧但时而疲惫的眼神，是当时从震荡和盲目中摆脱出来，发现时不我待的一代中国人，特别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而这部充满人性光彩的电影的成功，实际上，是刚经历过一段文化罕见寡淡和刻板的时期的中国人，心灵重获滋润与解放的自然反应。同年，两位中年科学工作者蒋筑英、罗健夫的积劳病逝，与另一部电影《喜盈门》创下1.7亿观众的票房纪录，可以分别作为当时这种压力与解放的注脚。
铁饭碗(1986年)
1985年夏天，杭州饭店奥地利籍总经理弗莱克想开掉21个合同制工人，惹起大麻烦，工人义愤填膺大声抗议，弗莱克叹道：“在中国解雇一个人比枪毙一个人还难。”然而，第二年的8月3日，中国出现了第一例国有企业破产———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收缴营业执照。曾经根深蒂固、以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开始出现裂痕，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体制的对比，在一代人的观念转变中充分体现。那位第一家破产国企的厂长，后来自己下海经营，不仅生意红火，还雇了几十个下岗工人和农民工。
炒股(1992年)
1949年6月，号称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消失，中国30多年没有股市。1990年和1991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1992年1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走俏上海滩，为它疯狂的人不下百万，其中一部分因此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股票交易的火暴因此而被称作“90年代第一热”。时至今日，
杨百万的财富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足为奇，最初十几只股票那样的“印钞机”神话也很难再现。但是，中国出现一支规模庞大的炒股者队伍是毋庸置疑的，而股市在20多年跌宕、争论和变革之中，也日益回复其资本融通与博弈的本来功用。
泡沫(1993年)
1992年“有本事”的弄潮儿最向往哪里？海南！因为最令人心惊而又迷醉的“一夜暴富”的神话正在这里反复真实上演：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炒地皮，有人楼上楼下跑了几趟，千万资金已易手几次，房地产项目已在合同上、皮包里“拔地而起”。1992年和1993年，国民经济增长分别是14.2%和13.5%，同期房地产开发增长是多少？117.5%和165%！是经济增长速度的8.3倍和12.2倍。当时，各行各业争搞房地产，两年新增房地产开发企业2万多家，占全国此类企业中的近六成。然而泡沫终究是泡沫，再大再绚烂也要破灭，过度的投机给海南乃至全国金融，造成几乎致命的打击：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十几家信托投资公司消失，数百亿不良资产烂在银行手中……“海南房地产热”，成为中国人体会“泡沫”最著名、也是最深刻的案例。
王海(1995年)
一个人的购买行为，成为一个话题甚至“现象”，被学者、官员和公众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不能不说“王海，是个人物”。从索赔、打官司到开公司、代理国际知名品牌的权益保护，王海把“消费者”三个字贴在脑门上、要权利要保障的“折腾”劲儿，促使习惯于被“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国人，重新思考自己在法律天平上的分量。作为“刁民”的王海后来沉寂了，但是，由他唤起的思考和追问还在继续。
富豪榜(1995年)
“不要躲在桌子底下”，这是200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新的调查者对中国富豪的喊话。而1995年，福布斯委托的另一个调查者胡润，第一次推出这个排行榜时，整个中国都为“富豪”两个字震惊不已。有的上榜者低调躲避，有的上榜者大声斥责，总而言之，以为这样的“榜”很儿戏———富不露财，这岂不是隐私？有趣的是，很快有“公家人”盯上了这些突然窜红的名人，偷税的、诈
骗的、走私的，9年之后“榜在人非”，而公众也渐渐习惯了从“能否连庄”到“有没有依法纳税”，自由地品评这些面孔清晰起来的富有者。钱，藏着掖着没关系，不过，财富产生的过程请摆在阳光下———这是中国人对“富豪品质”逐渐明确的要求。
商品房(1999年)
1998年，人们还在互相打听“搭上末班车没有”，1999年则开始盘算自己账户里有多少住房公积金。作为分水岭的城镇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在这一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从1949年起，就力求改善国民的住房条件。建国初期，北方的大联排和南方的工人新村，使“住房找单位”成了成例，但是，公共厕所、公共澡堂，以及完全统一的房屋格局和陈设，令住房更像栖身之所而非温馨家园。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投巨资改善居住环境，但1978-1983五年时间，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提高了1平方米，为4.6平方米，还有大量缺房人口。穷则思变，其他领域放开和市场化的好处，使住房商品化变得顺理成章。很快，居民成为住房市场的消费主体，个人购房比例达到80%；城镇住房的产权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住房自有率约为70%。“商品房经济”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和风景。
下岗(1999年)
1999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失业下岗”已超过“廉政建设”，上升为最受公众关注的十大社会问题的首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0年也预测，当年国企下岗职工将达到1200万人，相当于一个特大城市的人口。曾经是中国经济最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体制转轨的改革时期，伴随产生的“下岗职工问题”，目前仍在全面考验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进入21世纪后，关于改革成果分配、社会效率与公平等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实际都与下岗职工和农民的社会待遇问题有关。
价格战(2000年)
彩电企业疯了，2000年的中国媒体上，到处是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和口水战；后来，听说洋货也参加肉搏，而国货则打到了国外，被诉“倾销”云云。销量、库存、行业升级，一切都可以成为炒作降价的资源。不过，彩电产品确确实实由金贵变平易了，这让老百姓熟悉了“价格战”这个原本颇学术味的概念。从抢购到观望到无人问津，中国消费者选择的理性，与产业充分竞争和市场国际化，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彩电之后，宽带慌了，汽车乱了，中国人面对价格战的旗号，却越来越气定神闲。
WTO(2001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从“复关谈判”到“入世谈判”，中国努力了十多年，“头发都谈白了”。“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加入？”将近三年的时间过去，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当时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点多余———因为这三年，中国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变革实在是太大了，而其中的多数，都直接或间接与“加入WTO”这个最具开放气魄的选择有关。
私家车(2002年)
2002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300万辆，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媒体以“井喷”形容。表现最火暴的是轿车市场，产销量都过百万，这显然得益于中国私人购车热情的高涨。统计显示，中国经济型轿车的私人消费已经占到70%以上，北京私家车总数在2002年还首次超过公务车，12%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和北京一样，成都、广州、南京等城市的私家车增长幅度，也让全球汽车制造巨头乐得合不拢嘴。他们相信，中国在2010年将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汽车国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尽管买车还是个梦想，但考驾照、停车难、修改交法和汽油涨价等话题，显然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反腐(2003年)
2003年，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反腐败空前严厉的一年，不仅一些高官陆续被“双规”，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等一批省部级官员也先后查处或判决。尤其是多个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落马，暴露出来“党政一把抓”、“管财又管人”以及缺乏必要的权力监督，已经成为防腐反腐工作中的制度“软肋”。而多个地方交通厅长的陆续“出事儿”，也折射出要害部门在权力设置上的问题。2003年，公众对反腐败的关注也前所未有地热切，许多大案要案披露后，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非典(2003年)
从手机短信里的传闻，到媒体天天披露的疫情，“非典”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体现在方方面面：动员力、社区紧密程度、医疗保障体系、行政透明度乃至公民的心理承受力。作为一场疫病考验，非典已在中国顽强而有力的全员抵抗中消退了，而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许多新的转机却得到延续和鼓励，蔓生出新的力量。但是，也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恶习卷土重来，比如果子狸又被端上了餐桌。
奥运(2004年)
对2008北京奥运的急切期待，增加了今年的雅典奥运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32块金牌的骄人成绩，令国人欣喜、自豪，这种与对手的不断比较，除了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本能反应以外，也有练兵以待4年之后，奉献给自己和世界一份“完美”的心愿。但是，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再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完美”时，已不再回避追求过程中的偏差与问题：国家审计署曝光体育总局挪用国拨资金；专家质疑奥运场馆设计，引发奥运“瘦身”运动；普通公民挑战“大体育”模式，呼吁重新审视我们的奥运观……这一系列兴奋与欢呼中的不同声音得到充分表达，体现出我们看待“金牌”眼光的变化，这是一个民族真正的自信与责任感所在。
撰文：刘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