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中午，我在沧州长途汽车站附近的某酒楼见到陈四雄的时候，他正在婚礼的宴席上与宾客们觥筹交错。陈四雄很扎眼，一脸刮不干净的大胡茬子，一件随意披在身上的摄影师专用的坎肩，很难让我相信他就是今天婚礼的司仪。寒暄的时候他满口酒气，“你再等十分钟婚宴就结束，到家后我让你看我拍的照片。我是农民摄影家，去年国庆节还在集市上举办了个人摄影展。《河北日报》对我进行过报道，《沧州晚报》还用一整版对我进行过专访。”语气张扬，一点也不谦虚。
人物档案：陈四雄 1949年12月出生，沧县人，农民摄影家。
■市民身份的农民
从沧州市驱车抵达陈四雄所居住的沧县兴济镇用了20分钟。一路上陈四雄都在讲述自己的历史：1949年12月出生，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下乡，1969年“返校复课闹革命”时上了一年高中；1970年10月，分配到兴济灯泡厂工作，有幸把身份从“农民”跃成了“市民”；1987年，单位效益下滑，陈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
在有着1万多人口的兴济镇，有5000人左右都是和陈四雄一样的市民户口。1960年代，兴济镇有一些地方国营单位，很多村民都成了“单位人”。但现在这些“单位人”很大一部分和陈一样，或是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或是由于单位改制，他们脱离了原单位，生活的收入就靠自己在城里打零工。“这几年，我们这些市民的日子不比镇里的农民好过。好在今年年底我就可以退休，退休后每月有几百块钱的退休金，这也算是这个市民身份给我带来的福利吧。”
■用照片为百姓解难
陈家院子不大，屋里的家具有些陈旧，光线很难穿透院子里那棵繁茂的枣树洒进屋来，屋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潮气。
还没有坐稳，陈四雄就忙不迭地把他拍摄的照片、发表的作品，还有媒体对他报道的样报一股脑拿给我看。
我一张张地翻阅他拍摄的几百张照片，想找出一些能够见证我们生活变迁的影像。但他的照片无论选景还是内容素材，和我们普通人所能拍摄的照片别无二致。想起他自信地介绍自己是个“农民摄影家”，我问他这么多照片中有没有获过什么奖，他说最高的奖项是沧州市摄影比赛优秀奖。
“但老百姓非常认可我的照片，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新闻照片，弘扬正义，鞭挞落后，还用照片的形式策划活动，为贫困弱者搞一些募捐活动，给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难题哩！”
在他的眼里，照片只要能发挥实际作用，摄影爱好者和摄影家的身价是等值的。也难怪陈四雄这么自信地介绍自己是“农民摄影家”。
“你说我的照片里没有反映生活变迁的系列，但我投稿的经历很能说明社会的进步。第一次投稿是在1979年。那年，兴济镇和青县邓庄子公社之间有一座木桥多年失修，在这桥上发生了好几起行人落桥的伤亡事故。我就给《沧州日报》写了篇文章《兴济桥还不该修吗》。文章投出去之后，编辑很吃惊，怎么有这么爱管闲事的人呢？他们专门下来调查我的身份，那时候社会上还在说地(地主)、富(富农)、反(反动派)、坏(坏蛋)、右(右派)五类人，编辑必须要证实一下我是不是这五类人里面的。证实了身份的清白后，那篇文章才发出去。而且那文章还真管用，第二年兴济桥就得到修缮。
“从前给报社提供线索，必须证实你的政治成分，现在，报社更多地开始关注新闻事实，没有人再过问你的出身了。社会发展了，媒体报道内容也越来越贴近百姓生活，越来越关注民生，这给我们新闻线人提供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像你们都市报上的《沧州乡间危桥连连伤人》、《八旬翁为六旬儿子补功课》等新闻，都是我提供的线索。”
■社会活动家的忙和累
陈四雄的名片上印着一大串特约记者的头衔，但这些名气无法给他带来足够的收入以维持他和家人的生活。
“前两天有报道说，北京的新闻线人一个月收入能达到两千，咱们这儿不行。我投稿也经常是赔本的买卖，发一张照片的稿酬只有10元，成本都收不回来。”
陈四雄目前的主要生活收入是做婚礼司仪和拍婚礼录像。
“1987年6月，我花了近1000元买了第一台照相机。我用照相机给别人拍全家福、结婚照挣点钱，88年才收回了照相机的成本。那段时间家里经济很不景气。直到后来开始拍摄婚礼录像，收入才有了好转。”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陈四雄搞起了婚礼摄像。
“等我上手的时候，婚礼摄像已经从城里普及到农村了，婚礼摄像的价格也从一场三四百元降到了两百元。价格虽然降低了，但也是好事，能普及到农村说明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一年能主持近40场婚礼，司仪加上婚礼录像的钱，也能挣个万儿八千的。
“今年3月份，我主持了一场涉外婚礼。兴济镇的一个小伙子娶了个韩国媳妇，那个韩国的女孩是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当时来了好多韩国客人，现场我还唱了韩国民歌。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镇的人也能娶个外国的媳妇。
“我歌唱的好，在主持婚礼的时候常常把歌词嵌进主持词里，还要唱出来，气氛特别好。”他拉开抽屉，让我看他收藏的卡带。满满的三抽屉，从李双江的到吴雁泽的到戴玉强的。“你看这些卡带像不像古董，现在都很少卖的了，今天开始流行CD了，CD盘我也买。主持婚礼的时候都用得着。”末了，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一样郑重地补充了一句，“从卡带到CD光盘，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见证物吧。”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有那么一点儿失落，为陈四雄的人生履历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忙人。他出来送我的时候竟然打起了哈欠，他说早晨4时就被招呼过去开始忙活了，忙了一上午，太困。明天还要去邻村拍个照片给报社。这个时候，他竟然给自己带上了“高帽”，“除了做司仪和拍录像收费外，其他事情我基本上都是义务的，新闻线人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但是也能为老百姓办点实事。人活着总是要付出一些东西心里才踏实，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有付出的精神吧。”
本报记者：陈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