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罗马，好客的女主人用拥抱礼表达心意，他的脸马上通红，感觉在发烧……许许多多这样的片断，成了过去那段时代的特有印记。
人物档案：韩金民 1949年10月2日生于保定市雄县农村，做过工人、公司职员、教师和译员，现为自由翻译者。
■进城的寄宿生
1959年年初的一天，当干部的父亲突然从保定回来，要接韩金民到城里念书去，他有些不愿意，他在村里的小学已经上到4年级了，成绩在班里不错，干嘛到城里念书？
韩家是一个革命家庭，6个孩子，岁数相差悬殊，一个姐姐一个哥哥1949年已经参加工作成了韩家的小革命，而同一年10月2日，排行老五的韩金民才刚刚出生。父亲对韩家这个最小的男孩同样寄予了厚望。战争年代过去了，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大批建设者。
进城念书，父亲给出的理由有两条：城里的学校条件好，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水平高。可是，进城对于一个在农村长到10岁的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大人的想法跟孩子的想法总不一样，而最后孩子总得服从大人的决定。“心里反对，可不能推翻。”韩金民最终跟父亲进了城。在他之前，他上边的两个姐姐已经进了保定三中。
韩金民进的河北小学跟保定三中斜对门，父亲这么安排可能是叫他不感到太孤单。
河北小学是当时保定城里最好的小学，寄宿生中有许多干部子弟。陌生，新奇……以及思念的滋味，开始在韩金民脑子里像毛毛虫一样蠕动。
母亲没跟进城，她还要在老家尽儿媳孝道。
4年级寄宿生韩金民想家。他跟不上班，每门功课都不及格，成绩在班里50个同学当中最差。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一个在本村学习最好的学生沦为班里的差等生，这打击的力量该多大呀。
他想仍在雄县老家的母亲，想农村里那些熟悉的景物和人，他们都沉淀到了一个连做梦都梦不到的深渊。
让韩金民不适应的还有身边的环境。“平常出学校大门，要给班主任请假。一般周末下午才准许学生出校门”。“没有管制印象就不深”，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对此给出的是这样一个解释。
进城的第二年，韩金民才不想家。韩金民说，到了6年级，他的成绩才上来了。1961年，他考上了保定三中，是当时班里年岁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
■1960年代的饥饿与痴狂
干部子弟，或许能够享受某种特权。但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共产党干部一样，韩金民说，任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我没有因为父亲，用过公家一片纸，坐过公家一次小汽车，”与普通百姓没有两样，1960年代初中国遭受的三年自然灾害，打落在韩金民内心的记忆，也是饥饿，饿得晚上睡不着觉数房梁，“从几岁开始都没沾过父亲的光，都习惯了。”
两件事情对父亲的大公无私做了生动的注释。一次是和同学们一起去八一礼堂听报告，报告结束，出来刚好碰上父亲，他想坐父亲的车跟他一起回家，父亲却只向他摆摆手，独自上车走了，父亲后来说，这关系到影响问题，“别人看到的只是你和父亲坐在一个车上，看不到人之常情。”
“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本来和父亲没有直接关系，”韩金民说，那是上了中学后，班里有个同学，常用他父亲的办公信笺，还把一张一张的公笺分给同学用；这位同学比一般同学特殊的地方还有他经常可以坐父亲的华沙轿车上下学，经常叫同学跟他一起坐。“那是一种少年的炫耀，那个时候华沙轿车可是最好的小汽车”，同学们表面都差不多，心里头肯定有了不一样的冲动。
然而，父亲这样的干部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打倒了。
1966年，本当中学毕业的韩金民没能正常毕业考取大学，他不得不仍留在学校，跟周围许多同学一道，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滚滚红潮，“彻夜不眠，经常晚上辩论，辩论到天亮。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傻，傻到了痴狂的程度。”
韩金民用了痴狂这样一个词，他大概想或许这个词能够准确地概述当年亲历的那段岁月吧。从1966年6月到同年10月，韩金民一直守望在北京，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一所小学里，“同学当中多一半都出来串联了，白天串联，白吃白喝白坐车，只有45路不准坐，那是到八达岭长城的长途车。”
“8月18日，凌晨三点，就起床了。有通知说，这一天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是韩金民青年时代最幸福的一天，他见到了毛主席，他挤在离金水桥不远的学生队伍中，真真切切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停地高喊口号，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同样的场景没多久韩金民又经历了第二次。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很长一段时间被韩金民当成一笔财富，一笔可以炫耀的资本，“现在不这样认为了，这种认识从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开始。”他说。一个热情饱满而又目标空洞的年代，没有独立思考，一窝蜂，有些像今天的追星族，却真实地衍生了一代青年的梦想与激情。
■与时俱进的人生姿态
平静从容才是大海的常态。
与共和国一起诞生的一代人，其命运，注定如共和国的命运一般跌宕，壮阔。
1972年，韩金民在一家机械厂已做了3年搬运工。20刚出头的青年从不吝惜自己的一身力气，韩金民同样，日常工作是扛沙包，他卖力，任劳任怨。但工余，无所事事却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拾起了书本，学起了感兴趣的外语。
中学时，韩金民学的是俄语。此时他瞄准的是英文，这等于得另起炉灶从头来。教材容易找到，有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单词和语法也易攻克，韩金民苦恼的是语音。
一位好心的邻居，感动于韩金民默默刻苦自学的劲头，向他引见了河北师范大学教英语的史教授。史教授是北京大学毕业生，身处一个读书无用论时兴的年代，他只能闲居在家，“你愿意学，我愿意教。”史教授几乎没有犹豫就接纳了眼前这个上门求教的年轻人，“开始一个礼拜去一次，主要是向史教授请教发音。”韩金民的进步有了更坚实的依靠。
机遇也正在不远处等着有准备的人。1975年，韩金民调入一家外贸单位，从未间断的英语学习让他的优势一下显现出来。
英语，让韩金民在单位拥有叫人另眼相待的资本，也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1977年，韩金民第一次被派出国，“去科威特、伊拉克和约旦，去了一个多月。”韩金民说，回国后，听说高考制度恢复了，他去报名，可报名工作已经结束。
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韩金民此后再也没有参加高考，“我的英语水平，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韩金民拒绝随大流，打算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路，随后，他开始被借调到大学担任专业英语老师，他开始在课余为一些企业翻译资料。头回接翻译活，2.5万字，“花了半月完成了，现在翻译这点字，一个礼拜足够了。”译完后，韩金民得到50块钱的报酬，“50块钱，当时我在单位拿的工资也没这么多呀。”他用50块钱为哥哥、姐姐们的孩子买了礼物，与亲人们一起分享快乐。
1980年代初期开始，共和国进入大踏步前进期。前前后后，韩金民到10多个国家做过翻译工作，“最早出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一言一行都不能离经叛道，都得中规中矩。但他们想知道更多具体的东西，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生活中很私人的问题。”
许多留下时代胎记的所历所见一直在韩金民心头随风飘舞。那是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事情，在意大利罗马，好客的女主人用拥抱礼表达心意，他的脸马上通红，感觉发烧。他本能地躲，对方一句“Why”（为什么）。是啊，害怕什么呢？害怕这样的场景进入照相机的镜头中，害怕这样的照片回到国内跟领导跟家人说不清楚，害怕……韩金民说，以前出国碰到的好多问题都无所适从，最后的挡箭牌只能是冷冰冰地摔出一句无可奉告。
松动是逐渐的，像谛听冰封的河流在初春季节的脆裂声。1997年，韩金民辞职了，辞职想“换一换工作的心情”，他说，自由度越来越大，约束越来越少，市场经济，政治文明，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与时俱进的时代脉搏。
乐观的人生姿态，乐观的韩金民似乎心里有数有底，水平在那儿摆着，谁不承认也不行，他不担心劳动得不到尊重。
本报记者：刘学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