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要经历很多片断，大部分片断都像清水滑过荷叶，只有极少数鲜活的片断能被我们镌刻、回味，即使其间你遭遇了磨难、痛苦，亦或是失去了人生重要的机遇，这些经历依然值得你悉心擦拭、永久珍藏。
人物档案：张力 石家庄中医院护士，1949年11月出生，原籍北京。
■“老三届”
1949年11月，我出生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我的记忆似乎和国庆捆绑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那一年母亲也上了大学，我和母亲的书包和铅笔盒都是一样的。上学后不久，我就参加了学校的“红花大队”，就是那种每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完毕后，一群穿着花裙子白衬衣的小红领巾放鸽子一样冲向天安门。初中时，我继续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大军，经常在午门口彩排散扇舞，迎接各国元首。
在这种氛围下，我的青少年时光和政治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一次次运动中随波逐流，人们都像狂风中的树叶一样，四周的喧嚣让我无法平静下来。上高一时，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老三届”。那一年的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在激昂的人群中走过天安门，接受老人家的检阅。
母亲觉得我越来越“野”，谁也没有想到这之后的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革命大串联时，我和几个同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去兰考与农民一起在地里劳动，啃红薯喝高粱粥，随后去了延安、成都、重庆、上海，两个月后我回到家，把家里人吓了一跳。
回到家，我继续参加一些批判会，直到高中毕业。这时候全家开始为我的前途担忧，他们认为我在动荡中没有学习好，力主送我去参军。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我宁可走得远远的，也不愿意呆在北京家门口。
■“上山下乡”
恰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的脑子被运动塞得满满的，想想主席那句“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话语，我就热血沸腾。没有同家人商量，我和几位同学报名去延安老区，随即我的户口从北京迁到了延安的一个小山村。
到达延安的那个小山村，是1969年1月的一个晚上，那是一个只有24户人家的小村。到那里时，我丝毫没有远离家、远离亲人的感觉，满脑子只是兴奋，就像诗歌《回延安》中那种“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的感情。我才20岁啊，我的热血、我的青春注定了要和这片土地相连。
晚上，我们去一些老乡家串门，这里的贫穷和老乡的热情、质朴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认为我应该在他们中间接受再教育。他们拉着我们的手，眼泪在眼窝窝里直转转：“毛主席身边的娃儿来了！”我看见一位老乡家6个孩子挤在一床破棉被里，一阵心酸，我想都没想就把自己带来的毛毯送给这家人，当时的毛毯可是昂贵的紧俏货。
借着煤油灯和火盆发出的微弱光线，我踏入知青宿舍，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广阔天地”。新的一天开始了，四周的泥土都是芬芳的，我们每天扛着工具出去，背着柴火回来，从没有落空的时候，好多次担着玉米走到中途，肩上如同有千斤重，累得直想大哭，全靠咬牙坚持过来。
1969年的春节是在村里过的。那些天，村里的人挨家挨户排着队来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有时我们一天要赶七八场。事实上，在那里我一直没有离群索居的感觉，每到吃饭的时间，走到哪里都有老乡把我们拉上热炕头，从他们眼中，我能看出那是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不吃饭就是瞧不起我们。
我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每天疲惫不堪地回来后，还要走很远的坡路去担生活用水，有时候我们干脆把雪水化开饮用。其实，比我们更苦的是那些老乡，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家里揭不开锅，他们不得不拖家带口到很远的地方去度难关。但他们对我们总是一如既往的热情，见着了要拉着吃饭，哪怕只剩下一个窝窝头，自己不吃也要让给我们。为了我们的到来，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我们的宿舍是他们出钱出力建的，大楠木做成，在他们的小窑洞群中像个怪物。
我们也时常给他们编织一些小物件，赠给他们一些生活用品。我们用城里带去的布票、工业票和他们交换鸡蛋。如今回想起来，那是怎样一种真挚质朴的情感啊。
后来我回到城市，很长时间不能适应城里的生活，主要是在城里人和人之间多了戒备、少了温情。因此，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修补地球”，我们并不觉得有多苦，相反，那些生活的细节都是镌刻的、可以细细咂摸品味———从泥腿上剥去吸血的蚂蟥，担着柴草走过袅袅的炊烟，满山的树草敞开胸怀，血脉贲张的河流，放火烧草做肥料……
我们经受了锻炼，工分都没少挣。年底，我们每人分到了一点油，大家喜滋滋地拿出来炸面窝，大盐巴没有化净的饼扔到锅里后油花四溅，我在火欢油叫中捞油饼，胳膊手上大泡小泡。那年的春节我是缠着绷带回到北京的，父母说我像一个骄傲的伤兵。
■回城
革命的热情终究抵挡不住时间的消磨，新鲜过后，生活回复了枯燥，如同湖中扔进石子，涟漪褪尽。很多人厌倦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迷惘和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陆陆续续有知青回到城里，每走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是致命一击，让人感到黑暗无边的深层绝望。
月明星稀、夜阑人静的时候，我脑子中总是幻灯片一样播放我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我们嬉戏的胡同，天安门前的狂欢，华灯初上的长安街……而今身在千里之外的西北荒野，经历了这种生活的巨大落差，我忽然认识了我极力挣脱又始终割不断和她的脐带的北京。
我开始给我在总参的叔叔写信，告诉他我想当兵，但叔叔说，要当兵只能去西藏，我害怕走得更远。
激烈的思想斗争日夜折磨着我，摆在我面前的出路有几条：当兵，去工厂，上学。那时候我父亲在江西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母亲则在安徽下放。在我的出路问题上，他们存有分歧，父亲是老革命没好好念过书，希望我能上大学，母亲则认为我太过自由散漫，会面临选择专业或学非所用的难题，不如去工厂。
1972年底，经过多少个无眠夜后，我选择了工厂。因为眼睛近视，我被分到了工厂医院做护理员，为此我还哭过鼻子，但我很快喜欢上了这项工作。况且，我的工厂福利区像花园、厂房像宫殿，我不再为挣工分、为生计发愁，与插队生活相比，真有一步登天的感觉。我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幸福生活。
30多年了，我调动过很多次，从护理员到护士到主管一路干过来，中间没有经过起伏跌宕，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都是一遍遍简单地重复，日子平淡如水。对我来说，这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都留在了做知青的那段日子，那个小山村寄托了我的青春、汗水、梦想，当然还有苦闷和彷徨，每当我打开电视，看到黄土高坡，听到陕北老调，心中就会涌起暖流。我退休后有一个愿望———再到我插队的村子走一走，看看那里的人们如今生活得怎样？
本报记者：王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