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农村人，挨过饿，挖过海河，承包过砖厂，现在住上了有铝合金门窗带暖气的房子。知足。我悟出一个理，人得好好劳动，才会有好日子，活了半辈子，我信这个理。”
人物档案：徐海彬，男，1949年农历二月初三 肖爱芬，女，1949年农历三月廿七 邢台市平乡县人，农民
1967年冬天，18岁的农村青年徐海彬和肖爱芬结婚时，从来没想到过37年后他们能住上铝合金门窗的房子，当然，就是城里也没这东西，打足了劲想也想不出啊，那时候，还以为未来就是跟粗面和榆树叶告别呢。现在，他们有三个孩子，两处房子，一家村里的小饭馆，大女婿是市里的大学老师，儿子在县里有了自己的汽车。哪儿想过呀，日子过得这么多，才眨了几眨眼，几十年就过了。不过，现在的日子多希望能再慢点，再长点。
结婚前，徐海彬和肖爱芬见了一面，事情就定下了。徐海彬是平乡镇西辛寨村人，肖爱芬家在北边的前李卜村，不远，十几里路。徐海彬家是下中农，肖爱芬家是上中农，当时，找对象都愿意找下中农，徐海彬多少沾点这个光。解放了，贫下中农光荣。
徐海彬和肖爱芬一个读到高小毕业，一个读完小学二年级。农村孩子干活早，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已经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了。1958年大跃进那会儿，徐海彬虚岁10岁，已经在地里推小车，跟大人一起挖地，搞深翻，改造盐碱地，晚上还常常睡在地里。一到吃饭的时间，拿上饭盆，到村里的食堂吃饭，馒头、窝窝、山药，管饱。西辛寨村搞了3个大食堂，头一年吃的挺好，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显出紧张了，1960年，饭食改成了榆叶、槐叶、草籽、野菜、蒲菜什么的，这一年，11岁的肖爱芬跑到地里拔野菜，上树捋树叶子，正是长身体的孩子饿得常常止不住的心慌。
少年时代的徐海彬和肖爱芬谁还不认识谁呢，但他们都会唱，“大跃进，向前跑，鼓足干劲困难就倒。用不了15年，包准赶上英国佬。”他们也都没有少年维特的烦恼，不会站在夜晚的田地里，仰望头顶的星空，想，明天会怎样？儿时和新中国同年的光明记忆，现在还是明灿灿的，挨饿、在地里脱层皮的艰苦劳动、那些热闹的人群，他们以为，这些都是想当然的。
徐海彬劳动一天挣9个工分，肖爱芬挣8个分。10个工分一个工，一个工1毛8，一折合，到分秋的时候，一人差不多18斤麦子，一堆红薯、棒子、高粱、谷子。队里定量一天9两，不够吃，1969年，家里添了大女建玲，就更紧张了。徐海彬开始上海河劳动，一上就是好几年。上海河，一天能挣1个工，还能带着9两的粮食指标走，给家里省下粮食，是个挺划算的活计。几年来，每年的立秋到立冬，正月十五到麦收，一年两季，徐海彬都没落下。家里也觉得缓和宽松些。
上海河，徐海彬去过文安县、新河县、临西县、沙河县。一天干10个多小时，一开始是拉排车，肩膀搭上橡胶带，哈着腰，或者顶着毒日头，或者吹着冷风，一车一车地拉，那可真是不容易。
“也真是，”徐海彬说，“回头想想，那时候日子不管多难，也没埋怨过啥，就是觉得会好的，会好的。”徐海彬当然觉得现在的日子好，后来社办综合工厂的经历，给了他成为农村能人的素质锻炼，因为在厂里业务的关系，他去过东北，到过北戴河，下过江苏，见了些世面，脑筋也灵活起来，他好日子的第一步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1976年，徐海彬进了平乡公社的综合工厂，铜、铝、铁铸造，橡胶，电缆线，都搞过。1个月18块钱，一天还算9个工分，猪肉才8毛钱一斤呢，村里人很羡慕。徐海彬一直干到1984年。这一年，全国范围内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也取消了，代之的是村民委员会。
徐海彬不懂得那么多国家的事情，但这几年，发生了多少事啊，1982年村里分了地，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人1亩2分地，家里有七八亩，交了公粮留下吃的，一年挣下五六百元；他还听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厂里的一些伙计们琢磨着怎么搞点事情干，就瞅上了倒腾辣椒，徐海彬也干了，一年就成了万元户。万元户，在村里也是第一第二个的吧。徐海彬单凭一年的辣椒买卖成为8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
肖爱芬忘不了数钱时的感受，一张一张的，指尖还挂着钞票腻腻的味道，这些钞票也不知道曾经被多少人揣在怀里，捏在手里，沾上了多少人的汗腥味、油腥味，可她觉得再没比着更招人欢喜的味道了。徐海彬对她说，“好歹干点活就比种地强。”
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985年，徐海彬与风靡中国大地的另一个词发生了联系：“承包”。搭过帮的几个伙计找上门，撺掇着一起包下村里的砖厂，几个人跃跃欲试，意意思思，终于有人拍板了，“干吧！就是赔了，几个人摊下来也压不死人。”除了他们几个人这一户之外，当时村里没人愿意干，因为摸不准行情，怕赔钱。在村民的眼里，徐海彬几个人真是个胆子大的。
徐海彬承包砖厂几年，肯定是赚了让肖爱芬更加欢喜的一些钱———除了成为第一批万元户以外，徐海彬在西辛寨村有两项第一都是在这几年创下的：村里第一个买摩托的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14寸，黑白，组装的。
什么叫“承包”？徐海彬自己的理解就是，你干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比如说他承包砖厂就是这样，几个伙计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上头了，押着拖拉机，吃风吃灰地来回跑，还跟工人一起下窑，背上的汗啊。可几年下来呢，谁手头不是宽绰绰的，没受过钱的难？
可年轻的时候自己不也欢实的像头牛？徐海彬这么一比较，觉得还是“承包”比集体劳动好，他喜欢承包这个词。要不是承包，自己还是个社办工厂半工半农的技术员，怎么会成了万元户？要不是承包，自己能盖得起这么高的房子？1991年盖的，花了几万块钱呢。
包砖厂的过程有风有雨的，赔过，也有投标没投上的，徐海彬还为此到外村包过砖厂。50多岁了，也该歇歇了，再说，儿子已经在县城里开了家涮鱼馆、卡拉OK，不少挣钱，老子还搏什么命？给儿子搭把手投点钱就够了。再说，手里有地，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整，家里足有9亩多地，吃喝不愁。2003年8月，徐海彬和肖爱芬就在村口的新家里开了“海彬饭店”，卖点自家做的炒饼、饺子、包子，村民有的劳动累了不愿意做饭，就从他家买点回去吃。挣个零花钱罢了。
回头看看村里几个生意干得更大，徐海彬觉得自己当年的胆子还是显小了点，不敢贷款，只敢利滚利地做买卖。徐海彬承认自己老了，能舒舒服服地过完后半辈子就已经很满足。他知道，踏踏实实地做才最管用，要努力才能过好。
本报记者：蔡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