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笑笑

　　丰收了，却要赔本，菜贱伤农，心血白费———这样的事，不是从今年的“大白菜的冬日悲歌”(本报11月27日报道)中才听过，叶圣陶著名的文学作品《多收了三五斗》，写得也是农民在这种境况下的无奈与愤懑。

　　我们的疑惑是：自由交易、价格放开，这难道不是我们追求的市场化方式吗？何以在这样的方式下，农民的损失和无助依然如此明显？

　　毫无疑问，“大市场，小政府”，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证明了过去那种“生产-销售-消费”全环节由政府控制的方式，是低效率和低效益的，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从这点来看，今天的白菜价格由产需决定，农民必须承担市场风险，与其他商品没什么不同。即使政府限价也未必有效果，就算有，也会浪费大量社会资源。过去一些急功近利的管理部门或县乡政府，以行政命令让农民种这个、养那个，还许诺高价包销，结果往往证明，有的是好心办了坏事，有的是为脸上贴金办了糊涂事，有的干脆是为牟私利而办了昧心事。

　　难道就眼看着白菜烂在地里，牛奶倒进水沟，让农民既费力又伤心？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恐怕还会动摇作为基础性行业的农业的稳定。白菜今年便宜了市民当然高兴，但如果菜农都“吃一堑长一智”，明年甚至以后都不种，那恐怕公众和政府都高兴不起来了。

　　那么，由其他力量来帮助农民怎么样？比如有人提出由保险公司分担农民的市场风险，由政府向农民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等。这当然是不错的想法。但是，保险公司是商业企业，不会也不应该从事于己无利的业务，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将风险强加给它，还会危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安全。而政府又从哪里获取全面、准确的技术和信息？一旦其技术和信息不全面、不准确，那形成的损害是不是更大？

　　看来，农业的两难问题是：一方面它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价格”不可能太高，“相对价格”还可能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农村和农民也有自己的利益，对这一利益的忽视甚至损害，最终也会伤及全社会。

　　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农业、农村和农民，是这几年的一个大话题，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探讨。但是，现实中有两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一是甩开市场和市场主体谈“扶助”，搞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扰民工程”；一是拿“市场化”当“不作为”的盾牌，把扶农义务推个干净。

　　实际上，农业也是一个大市场，不仅产品，还有相关的信息和技术等领域，都是有利可图的，也有懂农村、懂农业的农民对此感兴趣。不过，他们的事业往往开展得很艰难，有诸多政策门槛、资金门槛和流通门槛。而这些门槛的拆除，显然需要政府转换管理思路。

　　至于对农业的“反哺”，早已是学界热烈呼吁的话题。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仍然是世界上不多的征收农业税的国家，这本来就有失衡的隐忧。美国作为规模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大国之一，在农业补贴问题上不惜和欧盟“死扛”；而法国英国一致对外之后，也会为保护本国养牛农户的利益而斤斤计较；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保护大白菜，保护麦农菜农，当作一种最迫切的原则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