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是一年的尾声，腊月是年关的序曲。在腊月的喜庆渐行渐浓的背后，对于那些债务人来说，腊月便又多出了许多的尴尬与无奈。
那年的腊月，我被组织派到市直某局去作“一把手”。上任之后才知道，在那单位说起来是个“一把手”，工作起来却成了个“冤大头”。先是我椅子还未坐热、工作还未交接清，三桩要求还债的经济官司，就赫然摆在了我的面前。为了大伙都能过上一个安稳年，于是请律师、到法院咨询政策、与相关单位加强联系、找领导从中协调，一时间忙得焦头烂额。好在都是单位间的事情，待事态弄得基本稳定，春节也就隔不远了。
接下来又是下属二级单位职工上门讨债。腊月二十四，别人都在过小年，忙放假。三个月未拿生活费的下属单位职工情绪激愤地闯到局里，拍桌子打板凳，讨要生活费。闹到最后，连办公室的电话也被他们给摔了。最后不得不临时变卖资产，才筹措到部分资金解决了职工春节间的生活费和一部分必须解决的外欠款。
更为狼狈的要数腊月二十七。那天局里已经放假，我在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居然恶声恶气地声称要找我来要钱。接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一群为下属二级单位做了工还未领到工钱的打工者，到单位要账找不着人(因欠债太多都躲了)，又专程找到局里，找我这个新局长要账来了。还说若我不给他们解决，晚上就要拖儿带母寻上我的家门，让一家老小呆在我家来过年！
我一听就急了！家中上有七十多岁的父母，下有年方七岁的小儿。为防意外，我赶紧赶回家，好嘱咐家人有一个准备。可不，还未到家门口，邻居就告诉我，说刚才有一伙人，骑着摩托气势汹汹地上门要找我，见我家中没人，得知我在局里上班，他们才很不甘心地走了。好在他们并不知道我父母在楼下的住处，否则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待我一阵风地赶到局里，院子中男的、女的、大人、小孩已到处是人，领头的拿着个电话还在不停地召集人员。我一进院门，一下子就被他们团团围住了。坐下仔细一了解情况才知道，原来是下属二级单位差一位包工头的钱，包工头又长时间差做工的钱，年关将近，包工头被做工的逼得实在没办法，就被一伙做工的逼着上门要账来了。
二级单位的债务自然理应由二级单位来解决，找我也是毫无办法。可那单位负责人该死的电话就是打不通(害怕要债的缠身，电话早关了)，致使事情一时毫无着落。这样僵持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钟，那二级单位负责人从其它渠道得知我这“冤大头”局长，为他们单位的债务遭一伙“要债人”围困后，才谢天谢地给我打来电话，商讨解决办法。那负责人自己又不敢露面，只好另派专人来与包工头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因为晚上已无法从银行取钱，让大伙明天一早到单位去拿钱。可那些做工的害怕有诈，硬是坚持要当晚拿了钱后走人。为此，那个领头的还情绪激愤地与那位谈判者拉拉扯扯地动起了手。无奈，最后只好由我出面就近分头找局内干部职工筹钱，才彻底打发走了那一拨“要债人”。
从下午4点到夜晚12点，我被这伙“要债人”整整围困了8个小时。
为防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第二天一早，我只好将一家老小全部转移到乡下，直到大年除夕才回到城区家中。
那年的年节，成了我有史以来过的最窝囊的一个年节！
（魈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