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16岁的陕西女孩杨丽(化名)来到雄县米家务乡杨庄村的一家个体企业打工，4月12日凌晨，她在操作机器时左手四根手指上半截被机器切断，送到雄县县医院后，四根手指被齐根切除。5月29日晚11时多，一名男子打开杨丽病房插紧的房门，把杨丽打晕后将其强暴。如今，在雄县县医院的病床上，这位16岁的少女感到肉体伤痛和精神伤害之后的极度孤立无援。(本报昨日1版)

　　一个人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遭不测，杨丽的遭遇让人唏嘘。可以预料的是，警方立案侦查，凶手有待抓获。监护不力的雄县县医院、在没有通知医院和家长情况下私自撤走陪床人员的老板，他们对此该负什么责任，又该负多少责任，有待事实和法律的判定。但他们首先必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把谴责停留在愤怒的层面上恐怕无济于事。更应该令社会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不幸会集中降临在一位16岁少女的身上？

　　先是打工时被机器切断手指，然后在医院治疗时又被人强暴。应该说，这样的遭遇只是特例。而杨丽的遭遇能够进入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视野，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悲惨人生，更重要的，杨丽身上集中了所有弱势群体可能遭遇伤害的潜在可能性。

　　在社会阶层分化中，杨丽的角色首先是农民工；而从她离开家乡来到雄县打工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为一名流动人员；她还是位女性，来自底层社会的女性；开始打工时杨丽还不满16岁，她是个童工。

　　农民工、流动人员、底层社会的女性、童工，几乎所有能代表弱势群体的角色符号都附带在了杨丽身上。不夸张地说，她完全是一个生存在社会主流人群之外的地地道道的外来妹。

　　不能说杨丽是置于社会保护之外的人。在她所附带的四种角色中，她的权益最起码应该受到劳动保障部门、农民工协会以及妇女儿童保护组织的维护。但是我们很难肯定杨丽本身能够明晰这些权利救济的渠道，也不能指望她主动找到对口的权利救济部门寻求帮助。其实，与社会中的底层大众而言，鉴于他们知识和经验的双重贫苦，相关的政府机构和权益协会更应该主动地去庇护他们，而不是等到他们“命运无法承受之重”时才想起自己的存在。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弱者常常被歧视被伤害，而他们本身对这种伤害和歧视变得习惯与麻木，只有伤害到他们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地步，外人才能了解他们的处境，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就像杨丽，如果手指没有被切断，如果没有被强暴，不知道又有谁会关注这么一个外来妹的处境？

　　作为抽象概念的“弱势者”越来越受到相关政府机构的关注，但我们希望，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对概念的关注，而要切切实实地落在弱势者的身上。如此，有着和杨丽相似的生存处境的弱势者才不会再有这样的“残酷人生”。

　　■本报评论员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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