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唐7岁女孩晓霞，在受堂婶虐待长达一年之后，通过本报报道并在全社会的关注下，终于逃出魔爪，得到了必要的治疗和帮助。我们仿佛看到这个被摧残多时的幼小生命，终于有了一线生机。

　　但是，经验使我们清醒而痛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晓霞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儿”，她毕竟被媒体发现并报道了，才因此获得这么多关心和帮助；可是，是否还有更多的晓霞，更苦的晓霞，没有被报道，依然挣扎于孤苦无助的悲惨与危险之中呢？甚至即使“幸运”如晓霞，也只是暂时容身于医院和公众的关心，至于未来能否摆脱被伤害的厄运，还有不确定性———“晓霞事件”，实际是将目前在保护儿童免遭家庭虐待问题上存在的制度缺失，以触目惊心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据报道，晓霞的乡亲，早就对施暴者的行为愤慨不已，但一再反映的结果，却是让孩子多挨几顿打；乡妇联和派出所对孩子被虐的情况早有耳闻，但不是推脱“政策问题”，就是“报案时机”不对，让一个无力保护自己的未成年人，在殴打和伤害中多挨了三个月。相信任何一个良心尚存的人都忍不住会问：如果妇联工作人员在第一次看到晓霞伤口时，就果断地将孩子带离乔金彦的身边；如果派出所警员在听闻有虐待儿童行为发生，就主动调查和警告当事人；如果发生在晓霞家的丑恶行为，有一种机制能够及时、负责地干预到底，那么，晓霞身心所受的伤害，还会不会这么严重？

　　儿童监护人与社会福利救济机构之间“情”与“法”的矛盾，是国外新闻和影视作品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我们经常看到的“故事”是：监护人因为一点点过失———比如为了讨生活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被邻居一个电话检举出来，社会福利机构的调查员不请自来、严厉质询，从道德到能力全面质疑监护人能否负起监护之责……看这些故事，我们往往乐于批评制度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却忽视了正是严格到“冰冷”的制度，创造出对虐待儿童“容忍度为零”的法律和社会氛围。比如加拿大法律就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无论轻重，一经发现必须立案，公民有报案的义务，警察有权入室制止。

　　在我国香港，政府不仅设立专门的防止虐待儿童委员会，而且对调查、救助、安置、心理重建等程序都作出具体规范，要求将儿童所受伤害降至最低。

　　反观我们的现实却令人心情沉重。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我国进行大规模调查，发现74.8%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虐待，家庭虐待是威胁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除非发生孩子被打致残甚至致死的恶性犯罪，受虐儿童很难得到社会救济或司法救济，施虐的监护人也很难受到法律制裁———因为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对此进行规范，即使依据《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轻伤害和虐待案也采用“不告不理”原则，而晓霞的遭遇告诉我们，这样的原则难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然而制度疏漏只是悲剧的起因之一，众多读者和网友的诘问也是尖锐而公正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失责，往往令受虐儿童的命运更加悲惨。在“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托词背后，是对公民权益的极端漠视。毫无疑问，像所有父母双全的孩子一样，晓霞的生命和健康也是国家、社会的宝贵财富，甚至越是孤苦的公民，越有权利优先获得政府照顾与保护。《论语》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指出为政者有“德”对社会向心力的巨大意义。而何以为“德”呢，《正义》的解释是，“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谓之德”。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听见最弱势群体呼声，对鳏寡孤幼境况抱有最深厚同情心，以他们的生存为政策最根本出发点的政府，才是真正的有“德”政府；而对这一目标的忽视，无疑将对社会正义和道德基础形成巨大破坏。

　　■本报评论员 刘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