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士杰在安国市看守所

本报记者郭志昆 文/图

本文的主人公曾是一位老实本分又能干的农民，也曾在外地带领数百人揽过大工程，然而由于一念之差，走上盗窃这条不归路。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同伙疯狂作案，从拖拉机到电视机，从药材到白糖，从烟酒到磁带，见什么偷什么。在同伙一个个被抓捕后，他侥幸地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在15年的逃亡生涯中，他曾遭受过千辛万苦，最后经过艰苦创业，成为拥有家财百万的商贩。不是警察的出现，人们谁也不会想到，在宁夏银川几乎人人都知道的祖传八代“蒙古王”，竟是一位逃亡15年的河北省公安厅一级督捕案犯。

15年里，他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46岁的崔士杰头发几乎全白，浑身都是病，好像是一位60岁的老头儿。落网后，他一颗紧悬着的心反而踏实了。从此，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不用再担心被抓捕。他希望有人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告诫人们，千万要走正路，犯了罪也不能逃跑，那种非人的滋味是谁也无法体会的。

4月14日，本报记者走进安国市看守所，面对面采访崔士杰，了解他15年来的历尽酸甜苦辣的逃亡生涯。

■“能干儿人”变成夜行大盗

家住安国市西河村的崔士杰，原本是老实本分的普通农民，小学只上过两年，就开始在家里务农。成年后的他，不甘于一辈子过穷日子，25岁时就开始带着附近十里八村的农民到东北去搞建筑，多的时候，他的队伍有六七百人，村里人都夸他是“能干儿人”，有本事。然而连续两年工程上的判断失误，使他赔了1万多块钱，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此后，他的家里经常有许多人前去讨债，搞得他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这对于已有妻室和两个孩子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再加上和家人产生了些矛盾，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了。他万念俱灰，慢慢变得意志消沉，整天游手好闲，结交了一些村里不三不四的人。

在别人的怂恿下，他想到了一个最不该想到的字眼：偷。也正是这个想法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安国市公安局的办案记录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述，这也可能是崔士杰一生中犯的第一个盗窃案：198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崔士杰和邵成军、邵景兰骑自行车携带轧剪、钳子，在安国市王奇庄村刘某家盗窃黄芪约50斤、元参180斤，价值670元，销赃后得赃款170余元，三人均分。

在这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崔士杰所在的11人盗窃团伙共作案43起，涉及保定、沧州两市区及博野、安平、定州、安国、深泽等四地市十多个市县，总盗窃金额达18万多元。43起案件中，崔士杰参与31起，案值达11万多元，在团伙中属于参与盗窃次数最多的人之一。有时几天就做一起大案，到后来偷窃几乎就成了习惯，如果不是早日被警方发现，真不知道他们还能偷到何时。

这个团伙中既有农民，又有职工，11人相互聚散合作，盗窃后共同参与分赃。当时的崔士杰身强力壮，胆大敢干，经常是昼伏夜出，趁机盗窃。在1991年3月7日安国市公安局的一份起诉意见书里这样记载：

1990年3月3日晚，崔士杰和另外3人在安平县马店村盗窃石林烟9箱、春城烟3箱、红梅烟2箱和部分散烟，价值1.6万元，得赃款1万余元，四人均分。

1990年3月7日1时许，崔士杰和另外三人携带轧剪流窜到保定市，剪断某农机公司门市部门锁，盗窃小拖拉机两台，价值1.01万元，7千元卖给他人，赃款4人均分。

1990年4月3日晚，崔士杰和另外4人开拖拉机流窜到沧州市，用轧剪剪断某侨汇公司门锁，盗窃18英寸彩电9台，外汇券136元，现金178元，云怡烟10条，总价值2.02万元……

两年多的时间里，崔士杰由人人羡慕的能人变成彻头彻尾的“夜行大盗”。1991年，一起盗窃药材的案件被公安机关破获，警方顺藤摸瓜，开始对这个犯罪团伙进行彻底打击，他们的末日到了。

■跪别家乡踏上逃亡路

崔士杰所在的盗窃团伙早就纳入警方视线，1991年初警方开始逐一对他们进行传唤收审。突然一天，崔士杰家里来了几名警察，崔士杰十分明白警察是来做什么的。他的心里十分紧张，但却装得很镇静，对传唤他的警察说进屋拿一件东西，趁警察不注意，他跑出家门，警察急忙追赶，还是让他给逃掉了。此后，31岁的他就再也没有进过自家的家门。

当天晚上，已经跑掉了的崔士杰又悄悄地回到村外，看到村里的点点灯光，他知道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从此，他就成了一名逃犯，就要永远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了。面对着自家房屋的方向，他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善良的妻子和一双还未成年的孩子。隐隐约约好像能听到家人的哭声，这一切不幸都是他带来的。崔士杰在野地里双膝跪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心中百感交集，回忆起自己参与盗窃的一幕幕往事，恨得直要打自己的耳光。他想回去自首，又怕去坐牢，内心深处一直在做着思想斗争。不知不觉中，天快放亮，已跪了半个晚上的崔士杰站起身来，最后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家，猛一回头，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他不敢走大路，怕路上有警察等着拦截他，更不敢坐长途汽车，只好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走了整整一天，真到傍晚，他才走到定州市。又累又饿，他不敢休息，也舍不得去花钱买吃的，虽然他的衣服口袋里还有300多元钱，他知道，这钱要放在以后最需要的时候花，没有了钱，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去偷，那时就是他的死期了。

夜深人静时，他从一个个垃圾桶里寻找别人扔掉了可以吃的东西，吃饱后，再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去坐一夜。有时就到市郊的蔬菜大棚里躲上一晚，等天快亮时，再赶紧出来，怕别人发现后把自己交给警察。

在定州这样混了几天后，他想定州离安国太近，随时都会有警察找到他，他又搭车去了河南一个远方亲戚家，想在那里躲几天。到河南后，他发现还有一个外地人犯了事儿躲在那里，他觉得很不安全，就又坐车回到了安国。晚上车到安国时，他十分害怕，担心被警察抓住。车刚停下，他就下车步行朝保定方向走了，没敢在安国耽搁一分钟。

乘汽车从安国到保定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他却不敢坐，只能一个人步行。头一个晚上他走到铁路边的一片坟地，坟地附近有一处小屋，他在小屋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经过一个镇子，他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又往保定方向赶。两天后，他到了保定市区。

■在保定烤肉结识小他11岁的“妻子”

到了保定，崔士杰的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毕竟保定比定州到安国远一些，更不容易被人发现。他先是漫无目的地在市里溜达，饥一顿饱一顿地捡拾着别人丢下的吃食，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将就一宿。

无意中他发现保定商场后面有人在烤羊肉串，他先是认真地看着，偷着跟人家学，觉得干这个自己还行，不需要更多的投入，自己一个人也能干。于是他在附近以每月3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平房，花30元让人给做了一个烤箱，用修车铺里剩下的自行车辐条砸尖了串羊肉。自己每天买肉串好然后在商场后街摆摊烧烤，每天能挣上10元、20元钱，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暂时的着落。在卖羊肉串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在附近饭馆给人打工的内蒙古女孩，女孩20岁，一来二去就和崔士杰混熟了，崔士杰撒谎说自己是孤儿，从小没有父母，10多岁就出来瞎混，没家没业，靠卖羊肉串过日子。

女孩不知怎么就看上了他，二个人很快同居了，女孩认为他老实、可靠。女孩给人打工，他卖羊肉串，两人像夫妻一样生活着，看似甜甜蜜蜜的一对儿，崔士杰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楚。自己一个人时，还不用编谎话去骗人，两人住到了一起，成了“夫妻”，自己要想尽一切办法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得不每天说瞎话，最后说假话都变成了习惯，自己也认为成了真话。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盗窃后逃跑的事实是永远也改不掉的。

刚开始摆摊时，一见到警察他就心里发慌，生怕是来抓他的，但又不敢表现出来。看到警察走过来，或是警车开过来时，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想跑又不敢跑。如果真是抓他，想跑也跑不掉，如果不是来抓他，一跑就有可能露馅儿。此时的他心里就好像是敲鼓一样，表面上又要装得十分镇静。后来，他慢慢总结出一个规律，穿警服的警察不是来抓他的，来抓他的人一定是便衣。从此，他就不怕着警装的警察，还敢和警察聊天，而变得特别怕便衣，可又不知道谁是便衣，心里就会更加紧张，看谁都像是便衣。

在“妻子”面前，他把自己装扮得就像一个孤儿一样，“妻子”不在时，他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他想年迈的父母，想家里的妻子，更想还未成年的女儿和儿子。想家时，他恨不得不顾一切地回家，冷静下来，又怕家中有警察等着他，一回家就得进监狱，他每天就这样在煎熬中艰难地过日子。

有人欺负他，吃了羊肉串不给钱，他怕打架不敢给人要；执法部门乱罚款，他不敢与人争执，怕因此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很有个性的他，变得胆小怕事，不敢出去喝酒，不敢凑热闹，就像一个小脚媳妇一样，谨慎小心地过着日子。年轻的“妻子”成了他的心灵寄托，没有“妻子”，他更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一天天的时光。

就这样，在保定过了半年多，他的担心在一天天加重，毕竟保定距安国不足百公里之遥，万一哪一天碰上了一个熟人，就有可能“翻船”。他下定决心，和“妻子”一起离开保定，走向遥远的大西北。

■逃亡大西北生下小女儿

由于生活所迫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崔士杰和他的“妻子”一起离开了保定，他们把目标选中了距安国千里之遥的古都西安。

崔士杰“夫妻”俩在西安生活了五年多，先后在黄河路、昆仑路的路口和一些学校的门口摆摊，卖烤羊肉串，两个人辛苦一天下来，每天也就是几十元的收入，每个月除了生活，只能剩下几百元钱。

后来，街上卖烤羊肉串的人多了，生意越来越难做，日常生活开支也变得很紧张，挣的钱越来越不够花，日子捉襟见肘。他们又把目光瞄准了内蒙古包头。

到了包头后，他们不再卖烤羊肉串，而改为卖利润更高的炸串串，包括鸡肉、羊肉、豆腐、蘑菇、蔬菜等，经常在包头市一中门口摆摊，收入比原来多了一些，生活条件也好了，就这样在包头生活了两年。虽说那里气候寒冷，崔士杰一点也没有觉得苦，一年四季天天准时出摊，为的是能尽量多挣点钱，说不定今后什么时候用得着。

在包头期间，崔士杰完成了一件大事，去了自己的一块心病，就是给自己换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并且用这个身份与小他11岁的“妻子”结成了“合法婚姻”。在逃亡保定卖烤羊肉串时，他就对别人说自己叫崔国君，把名字完全改了，只用了自己的姓。到了包头，他花钱托人在内蒙古一家已经废弃的林场上了户口，又用这个户口和“妻子”在内蒙古林河办理了结婚手续。从此以后，他的心理又得到了稍许安慰，毕竟有了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再也不用担心查户口了。虽说原先在保定和西安租房住时，人家没有查他的身份证，但他知道，没有一个身份随时都可能露馅，让自己栽了。

崔士杰回忆说，逃亡的生涯中他感到很恐惧、很寂寞，他认为能够认识“妻子”是上天给他的福分，并没有想到以后自己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只想让自己后半生漂泊的时光有个伴，好打发日子。逃亡期间，崔士杰也曾想到回家看看，当他后来得知同案犯中有被判死刑的，他便彻底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只想离家越远越好。

三十多岁的男人，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谁没有一点气性。然而为了自己不被发现，他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从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半点真实的信息。他的生活就是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到外面摆摊，晚上摆完摊后回家，没有任何个人爱好，从不喝一滴酒，没看过一场电影，从不到热闹地方去。在家里，夫妻俩吵架时，他总是一味地迁就和忍让，不敢与妻子吵嘴，有时妻子生气打他，他也不敢还手。人们都说他太老实了，简直活得有点窝囊，他也从不与人理论。他在内心深处知道，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两年后的秋天，他和妻子、女儿一道离开包头，去了宁夏银川，从此他的生活开始有了重大转机。

■摇身一变 成了银川"蒙古王"

崔士杰选中银川，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妻子娘家有亲戚在银川工作，到那里做小生意会有人照顾，不再是举目无亲。

到银川后，崔士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典型的蒙古人，逃亡多年后，乡音完全改掉了，高大的身躯还确实有些像蒙古汉子的形象。他和妻子两人还是经营炸串串，与四川的麻辣烫相似，他打的广告牌是祖传八代"蒙古王"，夫妻俩分别在第一中学和第九中学门口摆摊。也许与亲戚的照应有关，也许是多年的经商做买卖使他从中悟出了什么，崔士杰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蒙古王"串串香也成了银川的一个品牌。虽说他们夫妻经营的仍然是小摊点，但慕名而来的食客却越来越多，干部、学生、工人等都很喜欢吃他们的炸串串。他们摊点前每天都要排队，还有人开车从很远的地方专门过来吃他们的炸串串。

崔士杰落网后曾向办案的警官说，在银川，他们夫妻俩的摊点收入很稳定，每天都有几百元的收入，多时能达到上千元。几年后，他们开始在银川有了自己的家，那是花13万多元在市中心购买的一处房子。后来又买了一套房子，专门出租，每年还能挣一两万元的房租。他的一个"蒙古王"摊位，就曾有人想用4万元的价格买下来。

据说，在银川，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或认识"蒙古王"，大人孩子都吃过"蒙古王"的炸串串，人们都夸他的炸串串新鲜、好吃，都夸他做人、做生意都像蒙古人一样实在。

这期间，他们的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夫妻俩白天晚上都忙于生意，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他们就把女儿送到一个远房亲戚家，让女儿在亲戚那里的学校上学。女儿现在正在读6年级，学习成绩一般，崔士杰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孩子从小不跟大人在一起生活的原因。

刚到银川时，他还有点害怕各种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后来，许多人都成了他的食客，大家都混熟了，他遇到什么难事，一个电话就能搞定。但他从不在人前显摆，在他的摊位前，经常有人以二三十元一辆的价格，倒卖偷来的自行车，他一点儿都没有动过心，他怕万一事发后牵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银川，崔士杰和他的新家庭过着十分舒适的生活，虽说每天还要辛苦地摆摊，但固定的收入和在当地很高的名气让他们开始受人尊重。从此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在亲戚和邻居面前也能抬起头来了。他给一位办案警察算过一笔账，两套房子加上存款和正在经营的生意，他的家产快要到百万元了，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如果早知道此生能做到这样，他决不会去做那些偷盗的事情。

然而，由于长年的劳累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崔士杰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他患上了糖尿病、肾病，今年正月初八，他觉得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腹部有一个肿块，要做进一步检查，还没来得及再去医院检查时，警察已经找到了他。

■15年来的抓捕与逃亡

崔士杰的显形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今年3月22日，银川市前进街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负案在逃犯隐匿附近小区。

经过几天的调查与核实，民警通知崔士杰28日去派出所换发户口本。崔士杰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在15年的逃亡生涯中，他几乎每天都在做噩梦，许多时候，梦的内容都很相似，每天都是警察穿便衣悄悄走到他面前，从衣兜里掏出一副明晃晃的手铐，正要给他戴在手上，被他发现，他转身就跑，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最后还是让他跑掉了。最近他做梦时，梦中的他在逃避警察追捕时，经常是跑着跑着就摔倒了，被警察给当场抓获。他想自己的好日子快要过到头了。

他到派出所以后，所长问他的真实身份，他先是坚持自己就是内蒙古人，警察明确告诉他，他此时户口本上的身份是假的，他看无法再伪装下去了，就长叹一声，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坦白自己在15年前曾参与过盗窃活动。令他自己感到不解的是，曾经想过千次万次被捉时极力反抗或是痛哭流涕的场景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坦然地接受了面前的事实。这一刻，他突然感觉到了解脱，背负在心里十几年的巨石终于落地，他长长出了一口气。

派出所立即与安国市公安局联系，安国警方得到宁夏银川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迅速组织当年参与办理过那起盗窃团伙案的警察，对网上传来的犯罪嫌疑人照片进行辨认。所有的人都不敢确认，因为网上的照片和崔士杰15年前在家乡的照片相差太大，几乎看不出一点相似的地方来。网上照片中的崔士杰就像是一个老头儿，头发几乎全白，根本就不像是一个46岁的人。

大家议论了一个上午，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最后一位办案警察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崔士杰的左手少一个手指，他们把此消息传给宁夏银川警方后，得到确认，大家一颗紧悬的心才落地了。第二天副局长甘建虎便带队前去押解崔士杰回安国。

甘建虎说，15年前，他是安国市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局里的另一位副局长魏展光当年也是副队长，当时他们都还很年轻，主办过这个团伙盗窃案。崔士杰逃跑后的前几年里，每逢过年过节，公安机关都要在他家布置警力，进行侦察。15年的时间里，公安局换了几任领导，都对此案非常重视，经常调阅此案材料。崔士杰还是安国市上网追逃的第一名犯罪嫌疑人，省公安厅将其列为一级督捕案犯，一直在督办此案。虽然历经15年，警方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调查和追踪。

相比崔士杰而言，团伙案的另一名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就走了一条自取灭亡之路。那名犯罪嫌疑人逃到东北后，不思悔改，继续作案，后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早已被执行枪决。相比而言，崔士杰在15年的逃亡生涯中，再没有过一次犯罪行为，这就是悔改的表现，他的结果肯定比继续犯罪要好得多。

崔士杰曾幼稚地对安国市前去押解他的警察说，自己愿意把当年偷盗别人的钱物照价赔偿，多赔一些也可以，还可以再拿出10万元为自己赎罪，只希望少坐几年牢，再回银川和妻子女儿过平常人的生活。没有文化的他不知道，等待他的还有法院的庄严审判。

■看守所里的真情道白

4月14日，本报记者在安国市看守所见到了被押解回来的崔士杰。办案警官说，回到安国半个月后，崔士杰的精神状态显得好了许多，也很愿意和别人谈起他15年来的逃亡生活。他还说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当作反面教材，让更多的人明白人的一生千万不能去做犯罪的事情，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他说自己没有文化，希望别人把他的经历写出来，给别人提个醒。

崔士杰谈到了他被安国警方押解上火车后的一幕，当时三名警察把他带上火车，满车厢的银川人有一半多认识他，人们都在问："这不是'蒙古王'吗？他怎么了？犯了什么事儿？"崔士杰先是低着头，看实在遮掩不过去，就对满车厢的银川人说，是自己小时候在家里和人打架的事儿犯了，警察要把他带回去进行调查。他没敢给银川人说真话，他怕影响在银川的妻子和女儿的生活，他怕妻子和女儿让人瞧不起，也想着自己将来再回银川时，不受别人的歧视。

妻子含泪送他到火车站时，他大声地对妻子说，你一定要去安国看我，我想你和孩子，说着泪流满面。当时的情景，很多人看到都很动容。办案警官说，在火车上，崔士杰感慨说："这真是什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想尽千辛万苦也逃不掉，自己做下的事情就得要自己来扛。"其妻子和孩子知道崔士杰原是被通缉的重要案犯后，不由得痛哭流涕。

崔士杰说，15年来，内心的挣扎和痛苦曾让他无数次想到了投案自首，但是因为割舍不下自己的家庭，舍不得暂时的自由，他一次次放弃了投案的想法。15年后，本已过着"平静"生活的崔士杰，在银川落网被捕的那一刻，多年来内心所有的彷徨和不安在那一刻彻底释放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言的解脱。

15年逃亡生活中，虽然离家越来越远，但是崔士杰没有一天不想念自己的家人，没有一天不被恐惧笼罩着。流亡的这些年来，他不敢让自己与违法乱纪的事情搭上一点儿边，即便这样每次看到警察还是心里发虚；他经常梦见和自己一起和睦相处的人，突然掏出手铐铐住了自己，被噩梦惊醒时，他只有瞒着妻子独自难过；有时遇到了操家乡口音的顾客，他只能强忍住内心与之亲近的冲动，字正腔圆地作答。他也曾努力想把过去都忘掉，但是却无法做到。

"逃了十几年，本以为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但是我想错了。"崔士杰毫无保留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年轻人引以为戒。崔士杰曾对办案警官说"请您给孩子她妈说，我不想离婚，我舍不得这个家。"

根据新《刑法》，崔士杰将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接受惩罚，但是刑期结束后，他将继续正常人的生活。

虽然逃亡期间获得了十几年的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是有亲不敢认，有家不能回，整天在不安和恐惧中生活，崔士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还健在。回到安国后，他没有家人的一点消息，似乎因为离开故乡时间太长了，他显得对后来的妻子和女儿更加关心。记者也曾听说他的后任妻子到了安国，但是几经周折，一直没有见到那位被同床共枕的丈夫瞒了15年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