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学人行迹的传记作品，却以少年时期被绑票的经历开篇，这是种巧合，还是作者刻意而为？我翻开这本《红学泰斗周汝昌传》时，冒出了一个疑惑。说实话，面对这本500余页40多万字的书，要读完真不容易。但因为它的内容是本人深感好奇的周汝昌先生，巧的是作者又是号称红学一派“探佚学”重要人物的梁归智先生，两位红学专家在一本书里相聚，想必有一点不同的书写路子。上述诱惑把我拖进了文本的大海。

读完这本书，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也是“绑票”二字，周先生一世所行所想，只在红学一种打转。无论所治何学，均脱不开红学范畴。其种种感受思索，亦从红学而出。这不是被红学绑架又是什么？

说到周汝昌先生，许多人都会说想其学术生涯中充满传奇性的几件大事。他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求学期间，以一名普通学子的身份发表一篇有关曹雪芹生卒年份的学术论文，居然引起大学者胡适的关注，两人结下了一段难得的红学因缘，为此周先生晚年还撰述专著《我与胡适先生》，细叙其中曲折。周先生一部《红楼梦新证》1953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轰动学界，并被中央特调回北京工作。其后历经数次红学思想批判运动，一介书生却身陷种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人情世故的漩涡之中，种种潮流无法躲避又无法左右，惟以坚持学术自守，“文革”后学术空气一旦宽容，连续出版十几部红学专著，“红楼夺目红”，以累累硕果赢得海内外学界敬重。

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两代红学专家的心灵对话。作品从家庭背景、早年教育、个人兴趣及性情等角度分析周先生从一个外语系学生转向红学研究的种种因缘。依照周先生治学著述的时间次序，列举周先生与多位学界名流的学术交游，从而勾勒出一条百年红学变革、发展、论争、冲突的红线。

本书作者还巧妙地设下一条暗线，就是把红学研究当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把传主周先生当作一位中华文化大家，从这个角度展开传记的写作。在这部传记中，传主周先生从小开始对于音乐、戏曲、古典诗词的爱好，得到作者高度的重视；周先生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除众所周知的红学研究成果外，在古代诗词、书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名重一时，这些内容也构成了这部传记的重头戏。更为重要的是，作品引述周先生的红学研究心得，也往往将重心放在对于中华文化各种门类的综合、交会上面，以中华古典文化集大成的眼光，看待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将一部文学名著的解读，巧妙转换成对中华文化有机体的品赏和解读。在作者眼中，这是周先生红学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梁归智/著　　漓江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

（文/余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