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静冬

“老赖”们到底有多赖

36岁的武安农民王为军，这位“河北艾滋第一案”的主角也是“执行难”的直接受害者。

“终审判决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可我至今只拿到了11万元，不及赔款总额的三分之一。”王为军声音沙哑地告诉记者，1997年妻子因生产住进当地一家医院，输血400毫升。1999年妻子死于艾滋病，2岁的女儿佳佳随即也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毒。从那时起，王为军蓄发明志，发誓要给妻女讨个公道，他把给妻子违规输血的那家医院告上法庭，开始了他艰难的诉讼之路。

2004年4月29日，河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王为军父女获赔36万元。但让王为军不解的是，尽管自己赢了官司，但却得不到应该属于自己的赔偿款。王为军说如今女儿只有8岁，却已一脚踏入了“地狱”。更残酷的是，尽管如此，却连赔偿都难以完全到位，治疗也得不到保障。

“这些人已经被害至如此程度，公平与正义却依旧姗姗不至，这比艾滋病毒更令人感到恐惧。谁也无法想像，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一场公共安全的灾难。”负责代理王为军案件的律师刘秀珍不无忧虑地说，进一步完善法律，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已是时不我待！

和王为军一样，面对“执行难”，许多当事人手拿胜诉判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煎熬中。

采访中有法官告诉记者一个特殊的案例，一个当事人因赔偿款迟迟不能到手，身陷困顿的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办法，索性到街头拍卖判决书。“在一个法治社会之中，构建司法权威固然非常重要；但问题在于：在生效判决得不到执行的前提下，司法权威如何才能够建立起来呢？”这位法官颇为忧虑地说，由于执行难，一些债权人雇佣“黑道大哥”为其讨债；一些“弱者”，就是这样逐渐蜕变为“恶者”的。

针对“执行难”，去年从4月6日至6月30日，我省法院曾开展小标的额案件专项执行活动。重点执行标的额在5万元左右的小标的额民事案件，取得了较好效果。

“今年的清理执行积案突击月，共有5类案件被确定为集中清理重点：超期限一年以上的案件；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及各种非法干预未能执行的案件；特困群体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的案件；中止执行、暂缓执行应当依法恢复执行的案件。”省法院执行局的有关负责人说，通过清理行动，是要对那些“老赖”们动真格的了。

何以破解“执行难”

不久前，秦皇岛市昌黎县城关镇王某到县公安局办理出国手续，不料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王某曾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给付义务，恶意逃债。随后，尴尬的王某主动到法院缴纳了全部欠款。

“对赖账者采取限制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以强制其履行法院判决，使其恶意逃债的目的无法达到”，这是昌黎县法院为解决“执行难”而探索的有效途径之一。

记者了解到，昌黎县法院积极与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联系，采取限制“赖账者”出境、旅游、开办企业和大额贷款等一系列措施，并在其居住地、工作单位、居委会以及有关高消费场所张贴公告，向群众告知其无履行法院判决的能力，不得从事高消费行为等，让社会进行监督。可喜的是，今年以来，通过限制“高消费”，该院已使15起“执行难”案件顺利执行。

今年初，廊坊市永清县政法委下发了《关于建立执行工作网络，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见》，并成立由县政法委牵头、人大等单位为成员的执行工作网络领导小组。同时，永清法院还在原有的357名村街执行联络员基础上进行补充、筛选，将一批素质高、有威望的人员聘为执行联络员。

为突破“执行难”，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率先在全国基层法院对民事拒不执行案件引入刑事执行机制。

长安区政法机关采取每季度召开公检法司联席会议的形式，协调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由长安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联合出台《关于办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犯罪案件的实施办法(试行)》，其具体程序是，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民事拒不执行案件，公安机关视其情节进行刑事调查或直接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监督和审查监督，认为构成犯罪的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

“这一协调机制把人民法院的执行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权、侦查权有机衔接起来，弥补了拒执犯罪立法在程序上存在的侦查权难以介入的不足，解决了有刑无罚的局面。”石家庄市长安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民事拒执犯罪是一种诚信犯罪，其藐视法律权威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一般的刑事犯罪。

记者从省高院获悉，因为“赖账”情节严重，乐亭闫各庄镇陈渡口村的张某，近日就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执行难”有多难？破解“执行难”的路还有多远？透过各级法院的不懈努力，仿佛让人感觉到了希望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