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缺乏历史实证意识，缺乏行动，未能做好资料保存、遗存保护工作，面对篡改历史的罪恶行径，就可能束手无策，既无法警示后人，更无力促使施暴者忏悔、道歉。我们既然无力阻止见证者的逝世，物证和遗迹的风剥雨蚀，我们能够做也必须要做的就是下燕子衔泥般的笨功夫，筑起见证历史证据链的“万里长城”。

4月25日15时12分，迄今为止发现并公开其身份的第一位南京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老人在江苏省中医院去世，享年79岁。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证人”。(《东方早报》4月26日)

雷桂英老人9岁时就不幸遭到侵华日军强暴，13岁被骗至汤山高台坡慰安所，一年半的非人折磨给其留下多处严重伤痕，并使其失去生育能力。她为曾经的屈辱守口如瓶60多年，直到2006年4月才将悲苦遭遇公之于世。资料显示，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日军仅在南京就设立不下于40家慰安所，受害女同胞至少在千人以上。雷桂英，这个曾经失去尊严，最终却因说出真相而重新赢得尊严的老人，不愧是中国人民的“良心”。

这使笔者想到日本一位坚持不懈自费到中国收集南京大屠杀证人证言的普通女教师松冈环。从1990年起，为让自己的学生了解到真实的日军侵华历史，这位柔弱女性先后40余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搜集整理来自侵害者和被侵害者两方面的证言，从为数很少的亲历者口中，再现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她先后编著出版了《南京战·寻找被封存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和《南京战·受害者破碎的心声》。这两本书出版后，一度成为日本的畅销书，松冈环女士也因此被授予2003年度日本JCJ新闻奖。

令松冈环遗憾的是，“由于年事已高，这些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人数在急剧减少，重现历史真相的难度就在不断加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过去的证言都过于简单，很多受害者只有一两句话，有的证言甚至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在日本，人们更相信具体、带有细节的证言，有了这样的证言，即使是日本右翼势力也难以反驳”。而对很多被侵害者来说，那段历史是巨大的创伤，特别是那段遭遇性暴力侵害的历史更是被深埋心底，以致有的人想说出来，家里人却极力劝阻，认为丢脸。时间的无情，最终会使亲历者相继逝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负责人苏智良教授痛心地说，他所寻找到的慰安妇幸存者现在只有46人了。

应该看到，尽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再次就慰安妇问题表示道歉，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丝毫没有削弱。仅去年一年，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就超过了500万，且年轻人明显增多。在日本学校的教科书中，在现代日本历史以及现代世界历史的章节中，都没有很好地体现慰安妇问题(《中国青年报》4月6日)。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亚洲所有受害国家，必须通过实证历史，戳穿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我们要致力于创作出像《辛德勒的名单》《丧钟为谁而鸣》《战争与和平》那样影响深远的影视、文学作品；应该像欧洲人纪念诺曼底登陆那样，隆重纪念抗战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设定中国的“抗战纪念节”。可惜的是，抗战胜利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尚未看到一部能真正反映中华民族那段灾难深重历史的史诗性、全景式作品，甚至也很难看到一份抗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完整名单。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带血的眼泪，一半是挺立的脊梁；一半是屈辱，一半是荣光。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全部。我们理当尊重和保护那些“活证人”，紧急抢救那些在惨绝人寰屠戮中的幸存者，以及那些遭遇强暴被迫当慰安妇而屈辱了一生的老人们，为她们建立起系统的声音、视频全息资料。同时，要以“慰安所遗址”等遗存为载体，尽快建立起相关的纪念场馆和博物馆。

历史，除了墨写的事实，还需要人证、物证、遗址、遗迹等具体的存在作为依托和支撑，才显得丰富而饱满，才更具有胜于雄辩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使民族历史永远活着。目前，韩国已经有慰安妇纪念馆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在筹建。遗憾的是，尽管很多专家学者和媒体一直都在热心呼吁保住南京现有的慰安所遗址，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具体的响应。这个问题不应该再拖下去了！

如果我们缺乏历史实证意识，缺乏行动，未能做好资料保存、遗存保护工作，面对篡改历史的罪恶行径，就可能束手无策，既无法警示后人，更无力促使施暴者忏悔、道歉。我们既然无力阻止见证者的逝世，物证和遗迹的风剥雨蚀，我们能够做也必须要做的就是下燕子衔泥般的笨功夫，筑起见证历史证据链的“万里长城”。

■刘效仁